从事渔药行业多年，常年在鱼塘边行走，艾桃山目睹了很多养殖户因为用药不当导致养殖失败的例子。所以，第一次见艾总，他跟笔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渔农太辛苦，养殖风险太高，这个行业合格的渔医太少。”言语之中扼腕痛惜之情，可见一斑。
第一次见艾总，作为一家混合所有制的渔药企业掌舵人，艾桃山总经理的身上，明显少了几分商人气质，字字句句散发出来的，是对这个行业深深的责任感。
华中渔药市场盘子超过10亿
记者：请问华中地区的养殖面积有多大？整个华中渔药市场每年的销售额大概是多少？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
艾桃山：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份，池塘养殖面积预计超过1500万亩，已经放养的水库、湖泊等大水面养殖面积预计超过1000万亩。华中地区淡水养殖产量支撑了我国的近半壁江山，近些年因水产养殖动物疾病危害日趋严重，由此也带动了华中地区渔药市场的繁荣。预计华中地区渔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超过10亿元，是渔药企业相互争抢的一块大蛋糕。华中渔药市场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梁子湖、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水域、以及江汉平原等平原地区。
记者：中博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华中、华东、华南，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几个市场，他们各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艾桃山：因养殖品种的不同培育了华中地区的鱼类杀虫药市场以及以肥水、培藻为目的的渔肥市场，明显不同于沿海市场以水质改良及功能性口服药物为主导的渔药市场；因华中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沿海地区，加剧了华中地区渔药市场赊销盛行、低价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同时沿海地区养殖从业者科技意识也明显强过华中地区，例如：实施“GSP”制度以及推行渔药市场准入制度，其推进速度就明显快于华中地区。
鱼病爆发，我们能做什么
记者：据了解，今年华中地区主要常规养殖品种疾病危害较往年严重，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艾桃山：今年华中地区草鱼、鲫鱼、鳊鱼、白鲢、花鲢等主要常规养殖品种疾病的危害特别严重，表现出发病死亡量大，治疗难度大，治愈后又多次复发的特点。从表面现象看是因为今年4至5月份出现了多次持续阴雨低温天气，进入6月份后又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池塘水质条件差、纤毛虫、单殖吸虫多次反复寄生并继发感染细菌性疾病综合症；从深层原因分析应该与公共养殖水环境条件越来越恶劣以及养殖水体次生污染的逐年加剧有最直接的关系。
从普遍的应对措施上看，存在病因不明、用药不对症、对症无好药以及从业者普遍的对疾病预防意识差等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产动物疾病每年都会有新的情况发生，而涉及水产动物疾病防治的技术创新还适应不了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对水产养殖生产一线的服务缺乏明确的主体，似乎都在服务于渔民，如有渔药厂、饲料厂、肥料厂、苗种繁育厂等水产企业的服务队伍，也有政府专业推广站所系统的技术推广人员，也有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这些都可以服务于渔民，但责任主体不清。现实情况是非专业人士为了销售的需要从事专业技术服务，政府专业推广站所可能因体制的原因服务力量有限，相关专家学者因多种原因又不能与养殖生产实现经常性的无缝对接。今年武汉市就有渔民因鱼病的危害求助无门，而拨打市长专线求助。中博“鱼病110”服务热线今年电话激增等情况充分说明鱼病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以及渔民对鱼病防治技术的渴望。
可以说目前对水产养殖生产一线的服务主体就是市场化的服务，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大家都能认同；企业同时又是技术推广服务的主体，相信也是一种趋势；问题是市场化的服务如何强化服务的责任意识、主体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服务质量。特别是如何将市场化的服务与政策化的服务实行有效对接，将市场化的服务主动纳入到政策监管层面上，具体到水产动物疾病的防治技术推广，渔民需要被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监管的合格的“渔医”（也就是不同层次的鱼病防治员）。
记者：今年华中地区水产动物病害较典型的有哪些？请问中博是如何面对的？
艾桃山：今年华中地区比较典型的疾病，有草鱼、青鱼因寄生虫继发感染引起的细菌性烂鳃、赤皮、肠炎病综合症；因水质恶化、药物滥用、气候反复等原因引起的鳃霉病（包括鲤鱼）综合症，多数都伴有肝胆综合症，少数也有病毒性出血病的发生，病因复杂，临床表现症状多变，既有急性大量死亡的，也有持续不断零星死亡的；鲫鱼、鳊鱼等吃食性鱼类因寄生虫的寄生以及环境应激等原因引起的细菌性败血症，采用传统的口服治疗方法，很多时候很难凑效；花白鲢等滤食性鱼类细菌性败血症出现反复高发现象，发病死亡的规律与气候的变化极为密切；叉尾鮰、黄颡鱼等品种的疖疮、腐皮综合症依然很顽固，上述疾病发生的鱼塘一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水质和底质不良的共性特点，而且凡是滥用常规杀虫药的鱼塘治愈难度也大。
中博公司今年针对这一情况，全员深入一线广泛调研，根据今年的病情特点，综合分析病因、及时调整处方思路，摸索经典处方，抓处方示范，再通过多种形式形成技术辐射，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例如今年我们就特别提醒养殖者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①在发生暴发性大量死亡时适度地减食或停食对疾病治疗是有意义的，治疗前首先进行水质或底质改良是必需的；②常规养殖鱼类疾病治疗也要重视消除应激反应，尤其是环境应激和药物应激；③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因正确选用专用杀虫药、专用杀菌药、专用口服药；④根据不同水质或底质改良需要，选用专用水质改良剂；⑤坚决杜绝将抗生素用于疾病预防；⑥如何根据临床表现症状对病因作出基本判断，提出正确的处置方案等等。
“渔医”持证上岗制度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
记者：今年的鱼病防治现状给了我们什么样启示？
艾桃山：从政策层面上讲，在大农业中水产养殖业不能被边缘化，而鱼病防治在水产业中更不能被边缘化，我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能忽视公共养殖水环境设施的建设。三峡大坝修建使得很多水利设施形同虚设，首当其冲受害最严重的就是水产养殖业，公共养殖水环境要么受到工业或生活污染，要么河床抬高无水源，要么有水不流动，更谈不上满足养殖用水进排水分离的需要。水产养殖业者都知道水质不好时换水是最好的办法，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事实是无水可换，特别是无良好的公共水源。
水产养殖仍然要回归理性状态，过分追求养殖产量而进行掠夺式生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养殖效益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今年的疾病危害情况，只有实行合理的放养密度，推行先进的放养模式（如农业部推广的“二八”放养模式），崇尚健康养殖理念，尊重“养鱼即养水”的科学道理，才是杜绝大规模疾病发生的理性思维。
如果说我们仍要花大力气提高渔药准入制度的话，加快实行“渔医”持证上岗制度可能是最现实的办法，让科学的鱼病防治技术推广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和渠道。渔民心目中所希望的“渔医”应该是对我国的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渔医”必须具有良好的医德、基本的医术、扎根于农村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渔民利益为已任的奉献精神，让“渔医”成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的载体，让“渔医”反映基层渔民的诉求，让“渔医”成为政策化、市场化服务体系对接的纽带，让“渔医”成为一门新兴而崇高的社会职业，让“渔医”成为呵护水产养殖动物健康的生力军，让“渔医”形成对假冒伪劣渔药阻截的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目前鱼病防治过程有些什么误区？在鱼病防治问题上，防病、治病是两大概念，您如何看待鱼病防与治？
艾桃山：鱼病防治应是不可割裂的一个完整概念，鱼病防治提倡的是“防重于治、积极治疗”。“防”为什么要重于“治”，主要原因在于治病过程就是预防那些未发生疾病死亡的水产动物，鱼病治疗不同于其它动物针对的是个体治疗，而是群体治疗；再者，鱼病治疗相对疾病预防成本大、损失大，且难度大。目前还有很多水产动物疾病无法用现有科学技术解决，所以做预防药业、强化预防的服务意识是渔药企业永远的服务导向。通过改善与修复养殖水环境、提高鱼体免疫抗病力是贯穿鱼病预防意识的两条主线。
目前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有些误区，例如过分追求养殖密度；滥用抗生素；滥用杀虫药；对水质改良与修复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传统经验；药物说明书没有明显针对性；鱼病防治中普遍存在就症状论病因，就症状论处方，不能综合考虑气候、水环境、水质、底质、养殖动物活动情况、药物科学配伍、药害及药残等综合因素，考虑疾病发生与发展，从而提出正确的处方方案。
记者：针对以上几大误区，渔药企业应如何引导？
艾桃山：首先是加强渔药产品技术创新，有好药才能治病，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现有的国标资源渔药品种很难应对当前一些顽固性水产动物疾病的防治。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通过加强企业市场人员、技术服务人员的培训、坚守服务营销的理念、突出技术服务的有效性和辐射性来弥补渔药创新的不足，通过合格的“渔医”来提高现有国标资源渔药产品的有效性。目前行业主管部门正在推进“渔医”上岗制度，我们应该积极主动的把企业的服务人员纳入到政府监管范围，培养自己的能被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监管的合格“渔医”，并积极助推渔药“GSP”制度的执行，维护水产养殖动物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