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湖，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遭遇：地势低洼，被密集的生活人群和工业区所包围，污染源来自沿湖周边，而并非湖泊自污或养殖致污，这一点勿须科学认证。笔者永远都不能忘记：太湖周边河道内到处漂浮的生活垃圾，滇池湖面上泛着“重金属色”污垢。靠湖水而生、依湖水而居的人们，为什么不去爱惜自己的生命之水呢？
北京的密云水库，同样积蓄着供北京人引用的生命之水，因为远居郊外、静卧山野、管理得当，难以受到污染；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边缘的呼伦湖，如果今后游人不会很多、行为相对文明，或许五十年、一百年不用治污。北京市每年向密云水库人工放流大量鱼苗，明确提出“生物净水”；水养鱼水清鱼肥，鱼养水鱼欢水美，冬季撒网，几十斤重的大鱼跃出清波，煞是喜人。像滇池这样的高原湖泊，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鱼类来消耗水草和浮游生物，失去了生态平衡，恰恰是不行的。
笔者从事着与渔业相关的职业，视鱼类为食品，更视鱼类为生命。在湖泊等天然水域中，大自然赋予了鱼水共欢、自我平衡的功能。没有鱼类的水域就像不住人的房子，将会失去生机乃至垮掉。过度的人工养殖及投入品的使用，影响了水域的生物循环和资源平衡，当然要制止；而假如因为外源污染，导致天然水域的鱼类不能生存，其性质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人类自身的生存都面临某种威胁了。
触目惊心的事实到处皆是，何止巢湖，何止滇池，干净的河流和湖泊已经越来越少，“中国水危机”步步加深、步步逼近；人类不加约束的行为，以及繁荣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对鱼类、对水资源、对生存环境欠下了累累债务。笔者不敢苟同《蓝藻背后的中国式治水困境》一文中，所提出的“加强领导、健全法制、整合机构”等治水措施，每个地方的最高党政领导，本来就肩负着“治理一方水土”的使命；为官一任，不仅需要关注现实的民生，更要关注生存环境等事关子孙后代的民生。“方丈”该管不管的事，授权“和尚”去管能行吗？“方丈”、“和尚”都不管，又能奈何？广州治污，市长重视，就好办多了。在寻找有效的治污措施之前，需要从制度上和人们的心理上清除污垢，生态文明只能与制度文明和人类的行为文明相伴而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