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防治、生态防治和药物防治要综合应用才能对疾病防治有比较好的效果。其中药物防治手段仍是水产动物病害防治的一个主要措施。”
FAM：我国水产病害情况复杂，现阶段防治手段有哪些呢？
杨先乐：我国水产动物病害防治主要有三种措施：免疫防治、生态防治和药物防治。
国内现在对于生态防治比较重视，比如说使用微生态制剂改良水质。除了改良水质，改变疾病发生所需的其它客观条件也是生态防治一种手段。例如，很多病原体对寄主有严格的选择性，如果这种疾病每年都发生，那我们可以采取轮养的方式，换一个品种养殖很可能在疾病的控制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一些疾病的发生严格受到水温的影响，比如锂春病毒病在温度18℃以上就不会发生，如果有条件的话对温度进行控制也是一种生态防治手段。所以生态防治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途径，但目前因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对其研究的还不够，所以生态防治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目前仅仅是在水质改良上做了些工作。
第二种防治措施是免疫防治。免疫防治是很有潜力的方式，就像共产主义一样，大家都很向往，但免疫防治只能是针对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疫苗的研发周期非常长，另外免疫防治有非常大的特定性，只能针对特定的病原才能起到作用，甚至是针对某种病原体的某种血清型才能起作用，所以免疫防治也有其局限性，而且前期的投入也较大。目前我国对疫苗的研究还很滞后，迄今为止，获得国家批准的水产疫苗还只有4种。在很多病原体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做疫苗，也是不太恰当的。所以我认为我国的鱼用疫苗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第三种就是药物防治。药物防治最容易被人接受，而且最简单，最普通，价格也最便宜，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在我国的病害防治手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药物防治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安全性，比如水产品的安全、环境的安全等等。有人提出健康养殖，健康养殖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但也有一些误区就是片面以为药物防治是一个非常有害的措施，健康养殖的概念就是不用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健康养殖并不是不用药而是安全合理地用药。健康养殖也包含了药物防治措施，如果对疾病没有很好的预防措施，健康养殖也无从谈起，疾病同样也会发生。
所以这三种防治手段不能说用哪种手段，偏向哪种手段，只有把三者综合考虑，才能对疾病防治有比较好的效果。
“对挪威的三文鱼养殖模式，我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FAM：关于病害防治，经常有人提到挪威的三文鱼例子，挪威的三文鱼产量不断增加，用药量却不断减少。挪威是如何做到的，我国是否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呢？
杨先乐：挪威的三文鱼是水产养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挪威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挪威只养一种鱼也就是三文鱼（大西洋鲑），他们对这条鱼研究的非常透彻，从繁殖、孵化、养殖、病害、饲料各方面都弄得清清楚楚。我们可能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的养殖品种太多，养殖起步较晚，还不能够对每一种养殖鱼类了解的清清楚楚，对大众消费的鱼类，如青、草、鲢、鳙、鲤、鲫、鳊的疾病防治问题现在仍还有很多未解决。挪威对三文鱼疫苗研究的非常透彻，疫苗怎么用，效果怎么样，他们在三文鱼上使用疫苗防控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挪威的养殖模式与我们国家的养殖模式差别很大，挪威的养殖模式是工厂化集约化养殖，集中在一个区域，而我国的养殖模式是千家万户、分散的养殖，不论是养殖模式还是养殖者的文化程度和挪威都有很大差距。
还有，挪威国家小，对水产养殖的管理非常严格，农业部们、水产部们、环境部门都会对水产养殖介入进行管理，而我国水产养殖管理相当薄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有利益的时候就有人管，要负责任的时候就没人管，所以在管理上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与挪威也有区别。
挪威由于它的这套养殖模式使得三文鱼的养殖产量增加、质量提高、用药量减少甚至在疫苗方面的用量也在减少，这些方面是成功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照搬他们的经验，片面强调不用药、用疫苗，片面强调其它的东西，我国的水产养殖肯定会受到很大损失，因为我们有我国的国情，我们只能借鉴挪威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养殖现状和模式创造出一种比较好的病害防治的方式和理念，不能照搬人家的东西，只能借鉴。
“渔药现在还属于兽药部门管理，兽药部门对渔药可能缺乏了解，水产部门去管理渔药又没有权限。”
FAM：如您所言，我国的病害防治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予以加强呢？
杨先乐：因为我国的养殖品种多，目前的精力和实际情况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没有能力也不现实，现在还只能把力量集中在主要方面，也就是针对主要的养殖对象的主要病害去解决一两个重大的问题，造成一个突破口，然后带动其它病害的防治。当然这个问题包括技术和政策等方面。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殖大国，是分散养殖，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把这种分散的模式初步过渡到相对集中的模式；第二是向渔民普及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使渔民在技术上有所提高；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管理方面要有所改变，如渔药现在还属于兽药部门管理，兽药部门对渔药可能缺乏了解，水产部门去管理渔药又没有权限，造成一些真空。从以上的方方面面去努力，我们才能真的做好病害防治。
FAM：从药物防治的角度来说，您认为我国渔药的发展应朝着什么方向进行呢？
杨先乐：首先渔药的使用必须要保证水产品的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现在对水产品的安全大家的重视程度很高，但对生态环境的安全大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现在国外不仅提出了安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动物福利的问题，这也对我国水产养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加强渔药基础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我们国家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我国大多数水产院校还没有设立关于渔药的专门的课程，对渔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还非常落后，像孔雀石绿的替代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它的替代药物还没有较大的进展。要研究开发中草药、生物渔药以及一些能够增强水产动物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药物。同时要加强渔药剂型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把精力集中在药物的研制上，而且还要注意现有药物的剂型的改变，实际上剂型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能够提升药物的效果和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像三氯异氰脲酸从粉剂到片剂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比粉剂而言，片剂的释放更为持久和安全。
要加强病原体的耐药性研究。现在病原体对渔药耐药性的产生速度比渔药的开发速度快得多，我们研发一个药品出来可能要很长很长时间，但是病原体大多只需一年就会对它产生耐药性，如果不解决病原体对渔药的耐药性问题，可能导致很多病都不容易治疗。另外病害防治要容得下沙子，不能只盯着病原一个因素，还要从控制和利用的方面出发，利用有用的因素，用这种理念来做好病害的防治工作。
还有就是要扩大渔药概念，把微生态制剂纳入渔药范畴予以规范，同时建立渔药评价体系，没有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同类产品的好坏就不易分辨。
【杨先乐小档案】
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水产动物免疫、鱼类药理学与渔药的检测与监控，水产动物疾病控制的理论与技术等。曾任农业部水产增养殖生态、生理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副院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长江水产研究所鱼病研究室主任，现任农业部渔业动植物病原库主任。制定国家与农业部标准10个。1992年被评为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