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以前比，同样的田野，一年四季，不单单只有金灿灿的稻田，同时还有排列整齐的蘑菇棚、蔬菜大棚，有的还是鸭子嬉水的水塘，有的还是鱼塘鳖池，有的变成了放羊的牧场。山坡上的茶园，又是樱桃满枝的果园；翠绿的竹林，还是放养土鸡的养殖场……
田还是那些田，面积也没有变大，但实实在在的变化是――田野里、山坡上，粮食多产了，农副产品的花样更多了，价格卖得更好了，农民来自于耕地山野的收入更多了。一句话，人多地少的浙江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领越来越大，传统的精耕细作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变化，来自于田野种养方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农作制度的不断创新。
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4年名列全国各省区之首，关键在于农民离开土地后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如今，来自田野的收入，同样也在源源不断地为浙江农民的“腰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种稻、养鸡、放羊、养鳖、栽培菌类……以往这些互相独立的农活，如今在同一块田野上被紧密地组合在一起，为浙江农民带来更加多样的收入来源。行走在浙江广袤的田野上，色彩斑斓的农作画卷跃然眼前――稻田里鸡鸭能和平共处了，水塘里虾和鳖成了邻居，桑枝条、秸秆等废物变成了种蘑菇的“沃床”。
种粮之余，田野还有了更多的收入
曾几何时，田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失去了吸引力。因为种粮挣不了大钱，如果一年光种三季稻，挣来的钱也不如外出打段时间零工来得多。
田野光种粮挣不了大钱，那就在田里多来点“花样”吧。在省农技推广基金会、省农业厅等部门的大力引导下，浙江的农作制度不断创新，让农民的“种田经”花样翻新。传统的“老三熟”，变成了新型高效的“多熟制”，一亩土地当成二亩、三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的优质农产品。
“一个棚，二批鸡，三亩田，四千斤粮，五千斤鸡肉，六千元收入”――这个顺口溜，现在余姚的很多种粮农民都能背得琅琅上口。种粮之余，农民把收割后的稻田改成养鸡场，收入就大不一样。余姚市阳明街道农民毛小敖的三块粮田里，3000多只放养土鸡正低头找吃。去年秋天，收割晚稻后，稻田搭起了两个养鸡棚，放养的土鸡可以出栏两大批，上市时间主要集中春节前和清明前后，不仅鸡好卖，而且肉质好、价格高。勤快一点的农民在晚稻收割后的稻田里，撒点麦草籽，长出来的草还能成为鸡的青饲料。
长势良好的水稻田，还能养鸭子呢。在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240多户种粮大户的水稻田里这些年基本上都养上了鸭子。后孟葑村村民戴土承包的100多亩水田，一年里不光能种两季水稻，还是他手下3000多只鸭子“撒欢”的天地。“鸭子在田里放养，产蛋更欢，吃的又是虫子、杂草，这种蛋最吃香，能卖四五块钱一斤。”现在，老戴每天有200多块钱的卖蛋纯利润。这些“鸭兵”不仅是戴土的赚钱生力军，还是他种粮的好帮手。鸭子能不定时地吃掉稻田里的各种病虫杂草，不仅不用耘田了，连除草剂和农药的成本也省了。
山区的粮田，现在不光种水稻，还被农民用来“种”黑木耳。云和县云和镇郊区的农民陈火根，这几天正在田里收获最后一批黑木耳。再过几天，他就要把田整理一下插秧种水稻了。从去年11月份至今，他承包的5亩田共栽培了4万棒黑木耳，陆续收割了4000多斤，今年黑木耳一斤能卖近30元钱，这么一算，进陈火根口袋的收入就已经超过12万元了。黑木耳的栽培原料绝大多数是木屑、秸秆等废物，用完后可以作为肥料直接留在田里，能够使每亩的水稻产量提高40多公斤，还能减少复合肥用量。
……
浙江省农技推广基金会会长许行贯告诉记者，种粮之余，田野里照样能挣大钱，让本就对土地有感情的农民，重新珍视身边的土地。正是有了新农作制度的引导，往日不被看好的粮田重新披上了绿装，粮食产量稳住了，农民的钱又没少赚。这些年，浙江粮田空闲的少了，粮田流转过程中的承包价也在一路看涨。
换个方式种田，既挣到钱又不听骂声
这些年，浙江农民在土地上放开手脚种养，但一系列的烦恼也随之而来――农村环境污染。
种粮要提高产量，就往田里大量用化肥，结果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水产养殖势头看好，可农民为了虾鳖不生病大量用药，水产品农残超标，屡遭国内外消费者投诉退货。养蚕能赚钱，但采完桑叶的桑枝条大量废弃在田头，横七竖八。养鸡能致富，但村子里“鸡毛乱飞、半夜鸡叫、鸡粪臭气熏天”，邻居之间吵架不断。蘑菇价格一路看好，但种蘑菇剩余的蘑菇泥被乱倒在河道里，污七八糟……老百姓不高兴了：“你们这些致富能手，还是环境杀手哩！”
新问题还得靠新的农作制度来解决。
农作制度创新，就是让田野里的这些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种植业、养殖业互相循环起来，利用生物链的微妙关系，让种养过程产生的废弃物互相利用起来了。在很多产业之间，你的“废物”正好就是我的“宝贝”呢！
平湖市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平湖人种蘑菇已经有一二十年了，种蘑菇要用稻草和河污泥搅拌起来做基床，一季蘑菇采完后，发酵后黑乎乎的基床蘑菇泥没用了，以往总被农民倒在河港里，其他农民意见很大。农技专家琢磨出了一个新办法――这些蘑菇泥样子难看气味难闻，可是肥力很足；而平湖农民种芦笋、种西瓜、种花卉苗木的很多，需要大量有机肥。为何不把他们互相联系起来呢？
两头一搭，效果立现。最明显的是，以前要菇农花钱请人清理倒掉的蘑菇泥，成了笋农瓜农花农的抢手货。河道里不仅没有人倒蘑菇污泥了，而且河里的污泥还有人抢着挖，清清水乡又回来了――过去“船在污泥中拖着走”重新变成了“船在水中行”，村落也干净了。蘑菇泥变成肥料后，种出来的芦笋、西瓜不仅高产而且好卖。新埭镇丁桥村农民马保伦，用废弃的蘑菇泥当作有机肥种芦笋，肥料钱省了，卖到上海市场后每斤价格比当地的崇明岛芦笋还高出1元多，因为上海市民说“有机芦笋口感不一样”。据测算，用蘑菇泥种出来的平湖西瓜，糖度更高了，每亩可以多收入上千元。
桑枝条变成代料育香菇黑木耳，两全其美――淳安的蚕农和菇农一联手，双方各自叫好。淳安种桑养蚕的农民很多，一年中剪下来的桑枝条以往总被扔在水里腐烂，乱流的污水容易污染清清千岛湖水；这些年当地发展了香菇黑木耳，作代料要用的木屑需要大量木材，上山砍木头多了，水土难保持，千岛湖水也易变浑浊。经专家们一牵线，废桑枝头粉碎后变成木屑，照样是种菇养木耳的代料。最后，淳安山区农民的钱照样挣了，千岛湖的一库清水也保住了。
绍兴、萧山一带水网密布，农民养虾养鳖的很多，但从来是各养各的。南美白对虾和鳖很容易生病，农民常为病害、买药而烦恼。绍兴县水产养殖大户――绿源水产公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虾鳖混养。白对虾从小到大要蜕几次壳，不及时清理，虾就要生病；虾鳖混养在一个水塘里，跳来跳去的虾不会被鳖吃掉，虾壳却成了鳖的天然饲料，这样虾病少了，药少用了；鳖吃了虾壳后更加膘肥体壮了。现在，“绿源”养出来的鳖比市场上的普通鳖每斤贵上100元。
这样既赚钱又不造成太多污染的农作新模式，在浙江各地还有不少。
种得多种得好，还得卖得俏
“种得好，不如卖得俏；养得多，不如销路活。”对于田野上种养出来的农产品，农民最关心的是卖个好价钱，钞票落袋为安。各种花样繁多的种养模式，如果对农民的增收没有好处，吹得天花乱坠，农民照样不买账。
浙江的农作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跳出单一的模式推广，而是在教给农民新“种田经”的同时，还把农民的种养和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等环节，联系在一起。既然种粮户和养鸭户能因“稻鸭共育”这一新的农作制度，而在同一块田经营；既然养虾的和养鳖的能因“虾鳖混养”这一新的农作制度，而在同一个水塘中和谐共处；那么，种养的农户和加工的龙头企业，也可以因此而加入同一个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大家一起创品牌，找销路，挣更多的钱。
在浙江，凡是农作制度创新活跃的地方，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等组织。用省农技推广基金会负责人的话说，农作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农业经营体制和农技推广体制的创新。
在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240多名种粮大户一半以上加入了稻鸭共育合作社。他们一边种粮，一边养鸭，种出来的优质晚稻米不愁销路，大多被合作社的龙头企业――绍兴市老百姓食品有限公司收购，加工成香糕等，每斤价格比当地普通粮农的高出1角钱左右；他们养出来的肉鸭大多被周边的酱鸭厂、肉鸭店收购，鸭蛋则由当地活跃的贩销大户收购。
在临安，很多农民现在习惯于一种叫“羊―草―稻”的种养模式，即粮田里种一季晚稻，再种一季黑麦草，割来的草再喂养二三十只波尔山羊。算下来，有二三亩田的农民，种粮加上卖羊的年收入能有四五万元以上。其中原因是这里养波尔山羊的农民很多都加入了波尔山羊专业合作社――由当地的正兴牧业公司牵头的合作社。农民的良种母羊、技术培训都由合作社提供，如果市场肉价不好，则由正兴公司按协议价收购；如果农民刚开始养羊缺启动资金，合作社也可以提供扶持。
在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当地的三园鸡专业合作社负责对300多户会员统一提供苗鸡和饲料配方，并制订无公害鸡生产标准，通过开展不定期技术培训、发放饲养手册，以及产品抽检和饲养档案追踪制度，严把质量关。农民养出来的鸡，只要质量符合标准，统一佩戴标识，统一包装，由合作社帮助销往当地及上海的酒店、超市和各大菜市场。
浙江省农技推广基金会顾问、资深记者钱吉寿说，虽然农作制度的创新在浙江的实践不过几年时间，新型农作制度的推广和普及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它昭示着浙江农业发展的潜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