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引导和政府扶持的两轮驱动下，一场冲破千百年传统的养猪模式，以规模化养猪催生生猪产业化、现代化的革命，正在以成都各郊县为代表的四川农村悄然兴起。记者调查发现，这场畜牧产业化开局良好，各界投资热情空前高涨，规模化养殖纷纷上马，预计生猪存栏将大幅上升，最迟到2009年下半年，市场供应将恢复平衡。
现代化企业开始入主生猪生产领域
成都市是四川省最大的生猪基地，年出栏生猪1095万头，猪肉75万吨，占全省总量的1/8。
记者在成都实地调查发现，与传统的以户为中心的千家万户养猪模式不同，现代化企业已开始入主生猪生产领域，一批布局合理的规模化、大规模化、超大规模化的养猪场，正在成都各郊县纷纷上马。
在离大邑县县城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一座山头上，记者看到一幢名为成都金正食品有限公司的办公楼，据总经理张在林介绍，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从发展种猪到加工食品，实行一条龙生产。今年自产四五万头，还提供全县种猪的40%。企业和县内1460多户农村养猪专业户签了协议，每户至少养猪100头以上，多的上千头；还和100多个养猪小区签了协议，每个小区至少数千头。为确保协议生效，金正公司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斤高出五角至1元。
县里介绍说，金正公司是成都市目前已建成的最大养猪场。记者想看看养猪场，却被带到会议室旁的监控室，几十台电脑显示屏上，每幢养猪场的情景一目了然。他们说，每头猪的饲料、生长、防疫情况，在电脑上都能追本溯源。
在市场上经历了沧桑沉浮、曾经饱受亏损之苦的一些农村养猪大户，在国务院和省、市养猪扶持政策的感召下，在当前市场利好的刺激下，也开始实施自身的革命——发展较大型的专业化养猪场。
大邑县苏家镇永兴村的大户夏彪就是其中一个。他见到记者时说：“现在政策太好了，简直太好了。过去求人，现在是各部门干部下来服务，天天帮我们。”
夏彪正在原址新建一座19幢养猪房、一座可全部处理猪粪的设施——800平方米的沼气池。过去年出栏500头，现在要建成年出栏两万头的规模。原来没有名称，现在成立了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讲起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更是头头是道。
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养猪场进入农村
在崇州市道明镇红旗村，一座两山夹一沟的山头上，一排排崭新的楼房顺沟而建。此处占地40亩，项目属于存栏1000头母猪的种猪场，据说是成都泰深农业发展公司在大邑投资六个养猪场中最小的一个。选址此处的优势在于，经沼气处理过的粪液，可通过管道顺沟而下，自流灌溉山下的6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
在众多申报者中，泰深公司是崇州市批准的六个规模化养猪企业之一。据总经理王协介绍，公司在建的六个点可养猪20万头，另外依靠自有的饲料企业、担保公司等机构，给当地50个养猪合作社共3500户养猪大户签约，共带动大户养猪80万头。预计建成后今年养殖规模总计可达100万头。
对于市场风险，王协心中有数，他介绍说，他们公司是英国PIC公司在四川的总代理，英国公司PIC良种猪品质好，与其它优良品种比较，该品种瘦肉率高、饲料成本低、育肥期短，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优势。
在成都，养猪产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具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上市公司，也开始进军生猪产业。据都江堰市纪委书记赵浩宇介绍：“新引进的上市公司南京雨润集团，投资1.4亿元在都江堰市，已建成一座年宰杀能力120万头生猪的食品加工企业。目前又投资4500万元，正在建设一座年出栏五万头的规模化养猪场，按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和加工。”
生猪产业整体进入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的历史性转变
去年上半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大量调研后，决定扶持生猪产业，提出新增一头母猪，政府补助120元钱，对新建的规模养殖场，按10%的投资补助，对母猪实行保险。政策作用很大，全市农村很快形成了买母猪、建猪圈的热潮。
随后，国务院出台发展和扶持生猪产业的政策。成都市积极响应，并提出规划：在全市的农村新建出栏1500头以上的1000个生猪养殖场，每个场补助20万元，首先要选址贫困村，各区县还有另外的补助。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经过基层落实后，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各界投资养猪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柯建国博士告诉记者：“全市的规模养殖场已达到1500个左右，规模养殖比重由34%上升到57%。其中万头以上的养猪场由2006年的九个猛增到目前的101个。”
记者采访发现，实际效果比预料的还好。几千年的传统养猪模式，在短短几个月就被冲破，散养的传统生产方式正大步跨向规模化生产，四川“粮猪安天下”的历史正向“企业稳市场”迈进。
据大邑县农业发展局长张云介绍：“我们在全县200来个村中选了100个村，搞100个标准化养猪小区，年出栏100万头。目前这些小区已全面投产。
为了有效抵御市场和疫病两大风险，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发动的这场生猪产业化、现代化革命，已经开始冲破几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正在构建的新型生产力格局，已经引发的农村生产关系大变革苗头，值得密切关注。
散户逐渐减少、规模户增多，已成为大趋势
对于以生猪为代表的畜牧产业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两大风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的散户养殖模式，无法解决排污、环保等难题。
四川广汉市绿松养殖场总经理罗杰松算了一笔账：“我们场一头种猪的18针次疫苗，要花50多元；商品猪打三次，花17元至18元。但有个特殊情况，不少疫苗并不是以每头猪的剂量来散装的，有些疫苗特别是进口疫苗，是按40头的剂量包装的。对散户而言，养一头或几头，都得买一瓶，一组疫苗要全套买齐，得花2000多元。”
罗杰松的结论值得，他说：“散户不可能为几头猪去花大价钱买药，基层政权也不可能为千家万户的每头猪打那么多次针。因此，散户养猪，不死亡、不发病纯属侥幸。”
基层干部分析认为，加之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向城镇和城市转移，散户逐渐减少已成为农村大趋势。农民务工挣钱、规模养殖场为社会提供生猪商品，正在形成农村新的生产力格局。
成都模式：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
为解决散户养殖商品猪的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成都在今年启动的生猪产业化改革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解决办法，即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格局。
记者解剖了大邑县华悦生态公司养猪场模式，据公司技术经理陈弟华介绍，正在扩建的年产两万头养猪场，基建投资500万元。资金比例是按3：3：4的结构，即农民入股30%、村集体入股30%，企业入股40%。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村集体通过向大邑县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借款入股，农民则以土地和现金入股，土地指养猪场所占用的土地。现金每股1000元，最低1股，最高不超过10股。陈弟华说：“对股份数量限制的目的，是政府确保大家都有股份，惠民面要大。预计每股分红300元，其中村集体分红可达到8万至20万元的水平，用于村上各种公益事业。”
对经济困难的农户，则把每个规模养殖场建设中由政府补助的20万元量化到他们身上。如此一来，绝大多数散户以股份形式拥有了分红的权力，解决了增收和吃肉的难题。
对这种农民股份化、养猪社区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格局，基层干部形象地概括为“农民养猪不喂猪，农民有猪不见猪”，并称这是新农村的写照。
村级政权归位，新生经济组织协调各种利益主体
在这场催生新的生产力主体、衍生新的生产关系格局的生猪产业化大变革中，最基层的村级政权开始退出经济活动，其利益保障以股份形式体现，同时回归政权本位，只履行提供和保障公开、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的职能。而企业、村集体、农民三方的利益关系，则由各村成立的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协调。
据成都市农委介绍，企业、生猪专业合作组织都可以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但村委会不能作为实施主体，只能以股东身份参与。市场（包括县级）补助资金，一律要量化到农民，量化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村委会与业主共同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社，村委会作为股东将财政补助资金直接量化到每个村民，并将每年的红利再量化到每个村民。如蒲江县的模式。
二是村民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携政府补助资金入股养猪场，再将每年的红利量化到村民。
三是召开村民大会，村民推举村委会成员作股东代表，携补助资金入股养猪场，按股分利后再将红利量化到村民。如龙泉驿区和新都区。
四是业主和村委会共同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组织，政府补助资金作为村委会的股本金，合作组织保底分红给村委会，村委会再量化到村民。如双流县、都江堰市等。
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柯建国博士认为，成都市的实践表明，这场变革旨在探索、培育和大力扶持新的生产力，以适应现代畜牧业和市场主体。过去是农户经济，今后是农户、集体、企业等要素共同形成新的生产力，如合作社、规模化种猪场，规模化养猪场、加工企业等等。
柯建国说，成都的实践，将通过探索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提高畜牧业的组织结构。成都规定，在现代养殖企业中，龙头企业股份不能少于40%，农民的股份不得大于60%。与前几年“公司加农户”模式不同的是，过去是合同关系，违约追究很难；现在是股份关系，各方面都是真正的利益主体，这种新型的合作制，有公司出面面对市场，有龙头企业出面组织生产，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并按章程实施选举、监督和分配，符合国际上的成熟模式。
记者了解到，在都江堰市等基层区、市、县，有关部门已迅速借鉴这一模式，把它运用到猕猴桃等水果和蔬菜等其它种养业上。新型的、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正在农村许多领域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