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贱伤农”与“猪贵伤市”
“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仅是生猪养殖大国，也是猪肉消费大国。”刘兴强告诉记者，“生猪是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主要肉食来源，人均年猪肉消费量达39.6公斤，占肉类消费总量的65%，2006年全国生猪出栏量达6.8亿头，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
生猪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生猪市场难以走出“猪贱伤农”与“猪贵伤市”的怪圈，造成猪肉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分析原因，刘兴强认为，其一，生猪养殖周期较长，疫病等问题对生猪养殖影响较大，由此生猪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二，生猪是我国最大的肉食来源，需求量大，导致生猪价格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特别是在缺乏未来价格信号指导的情况下，生猪的养殖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从而加大了生猪价格的波动。”
“古语说‘一年春作首，六畜猪为先’，作为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大国，生猪产业在我国畜牧业中历来占据重要地位，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保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兴强说，“为稳定生猪市场，我们将推出生猪期货市场，这将有助于养殖、加工、贸易等企业规避现货风险，保障食品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生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生猪期货推出条件已经成熟
“生猪是典型的大宗商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具备标准化的条件，相关产业具有强烈的避险需求。”刘兴强说，“我国生猪市场具有开展期货交易的内在需求，同时也具备开展期货交易的条件。
刘兴强分析说，从市场需求看，我国生猪市场放开已有16年之久。目前生猪价格主要受供需因素影响，由市场自主决定，政府只对生猪市场运行发挥指导性作用。经过去年猪价的大幅起落，地方政府与现货企业普遍意识到，价格信息在稳定市场供求、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产业平稳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利用期货机制，发现未来价格，是进一步提升生猪产业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
“海外已有上市生猪活牛期货的经验可供借鉴。”刘兴强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于1963年就创造性地推出活牛、生猪期货。在后来的发展中，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生猪期货逐步取消了实物交割，实行现金交割为主的交易交割方式。
“我国开展生猪交易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供港活猪交易，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熟的交易模式。”刘兴强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从湖南、湖北等生猪主产省向香港、澳门地区供应生猪，目前年供应量约170万头。50多年间，在生猪质量标准控制、疫病防控、交易交割、物流运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生猪期货的实物交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刘兴强透露，目前我国制定生猪交易标准的条件已经具备，生猪疫病防控体系业已形成。这些都为生猪的跨区域、无障碍流通创造了良好条件。
大商所生猪期货合约的基本构想
谈及生猪期货合约的具体内容，刘兴强告诉记者，大商所根据现有期货品种设计的经验，结合生猪现货市场特点，精心设计出生猪期货合约和交易交割规则。具体说有四大特点：
首先，体现大品种特点，与生猪现货市场紧密结合。目前，我国生猪年出栏量近七亿头，市场容量接近万亿元，是非常典型的大宗商品。因此，在设计生猪期货合约和规则时，需要坚持大品种原则，将目前市场交易的洋三元、土杂二元等主流品种，通过合理的质量标准设置，推行养殖场、屠宰厂、批发市场“三位一体”的交割体系，扩大市场的覆盖范围，使尽可能多的生猪纳入到生猪期货市场中，体现大品种的特点。
其次，降低交易交割成本，方便生猪现货企业参与。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基础，期货合约设计应该符合现货贸易习惯。生猪是鲜活商品，具有定量、定时出栏，不同来源生猪禁止混栏、储存时间不过夜等特点，在交割制度和交割流程的设计中，完全遵循现货贸易的作法，创造性地设计了无仓单一次性交割制度，在实物交割中不增加任何额外环节，有效降低了交易和交割成本。
其三，强化检疫检验，保障生猪现货贸易流通安全。生猪在养殖、流通、加工、贸易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检疫、检验体系。因此，生猪期货交易中，生猪入库检验的首要工作是检查核实“三证一标”及违禁药物的检验，不符合国家法定检疫和违禁药物的生猪不得参加期货交割。
其四，重视期货特性，严控市场风险。期货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特殊情况下，期货价格会出现极端变化，短时间内急涨急跌，超过现货价格的变化幅度，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因此，生猪期货市场的建立，制定了保证金、涨跌停板、投机限仓等一整套风险控制制度，禁止自然人进入实物交割，从而有效抑制人为炒作、价格操纵等行为，为现货企业提供安全稳定的避险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