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韩高达0.9左右的食品净出口指数，除了说明了中国农产品价廉物美，有比较优势外，也显现了中国与日韩两国相比更低的发展水平。通常，发展程度低的国家用初级产品——食品，向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换取工业制品。所以，中国正在以最大的努力，走好这一阶段的征程，包括向有效需求极大的国际市场，实质是高收入国家的市场，提供符合健康卫生环保、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来逐步跨越这一阶段。现阶段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为10％，相当于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的一半，说明了中国的进步。当中国与日韩一样，也进入农产品——食品净进口的阶段，我们相信，“毕业”后的中国一定不会以“保护农民”为名来拖延这个过程，来主动做“留级生”。同样，日本比韩国比重更大地进口中国的农产品——食品，也说明日本比韩国更高的发展水平。所以，面对中国农产品——食品的进口，韩国和日本完全可以更加“从容”一些。顺便一提，比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发展程度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倒是与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及其他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有替代互竞关系。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中国目前城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仅相当于每年农村新增人口部分，因此直到2020年前农村人口都将保持在8亿以上，2020年以后农村人口比重才将首次低于城镇。这表明，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具有低成本优势。
总之，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和一体化一揽子框架中真正实现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各方利益所在。大家的任务是实际推动这一进程。
二、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的总体构想：产业间的水平分工、农业的垂直分工
中国农产品——食品对日韩等东北亚国家的既有贸易格局，固然显现了中国农业一食品行业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潜在的；将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需要拥有资金、技术、市场网络和质量标准的进口方农业——食品企业的帮助和带动。也就是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有可为，与进口方农业企业大有可为是并存的。
中国台湾省农业企业携农业先进生产力向大陆的大规模转移，展示了中国大陆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农业资源整合的方向。
与中国和日韩的贸易格局相似，农业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很高的中国台湾省相对祖国大陆，也完全缺乏农业的比较优势。只不过，政治因素阻碍了包括大陆农产品在内的产品自由进人台湾。尽管如此，2001年在大陆出口台湾50亿美元、自台湾进口273亿美元，台湾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的总体格局中，食品和活动物，大陆出口台湾7910万美元、自台湾进口4177万美元，大陆顺差3733万美元。
比日韩等国农业集团更主动，台湾的农业企业和农民，正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祖国大陆，也因此变被动为主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据2001年秋冬本文作者对我国5省14县市40多个台商投资大陆农业企业的实地考察，两岸农业资源整合，在两岸都加入WTO的形势下，呈不可逆转之势。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看到台湾以往的优势产业、现在的夕阳产业，到了大陆又成优势产业的实例，看到台湾农业食品产业在大陆的良好前景。在台湾岛内，甚至求职者会询问：“贵公司有无在大陆的分支机构?”以此判断企业经营是否有前景，是否值得前往。
在海口的一个鲍鱼养殖场，台商如此对比分析了两岸的养鲍成本：台湾人工贵，同样效率，在台湾雇佣1个工人的钱在大陆可以雇佣9个；台湾土地贵，在海南租地规模经营30年租金不足台湾购地价格的1／10；在大陆养鲍，盈利率平均 25％；而在70％出口、其中40％出口到大陆的台湾养鲍业，生产成本就已经比上海到岸价贵，竞争不过转移到大陆生产的台商。正是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迅速成长的市场，加上台商的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经销网络，构筑了台商的盈利空间，也为大陆农民提供了就业和收入。
向日本出口大葱的山东省一家台资企业，甚至在2001年遭遇日方对山东大葱紧急设限、配额外关税265％时仍然神情自若。出口交货价400——800美元／吨，合人民币每公斤3.32—6.64元；3／4按配额内关税3％、1／4按配额外关税265％。付给农民的大葱收购价格每公斤0.8元，购销差价4-8倍，加上日本国内计算的至出口交货的流通费用，(陈永福、何秀荣，2001)该公司的成本盈利率高达80％—260％!大葱亩产5000公斤，亩毛收入4000元，比起粮食生产不足1000元的亩毛收入、400元的亩纯收入，大陆农民也已经很满意。
台商农业投资企业多数像上述公司一样，经营良好。这部分反映在多数企业实际投资额大于注册资本额。也因此，台湾的劳动密集型的食品行业，“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例如食品罐头行业，80％的生产能力已经转移到大陆。当两岸都加入WTO，进驻大陆的台商农业——食品企业正“蓄势待发”，面向台湾市场进行新的布局。
来自日本、韩国的农业——食品投资企业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中国大陆形式实现的垂直分工，需要农产品贸易更大的自由化来充分发挥盈利潜力。垂直分工形成空前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品质更好更安全的廉价农产品，不仅在中国3亿人口的城镇市场销售，而且返销购买力数十倍于中国大陆的本国和地区，销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出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的全部效果。
与一般的进出口商不同，投资中国大陆、产品返销本国和地区的进口方客商，将市场与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熟悉进口方市场，了解消费者终端市场需要，有助于掌握标准，打通贸易壁垒；它们有先进的品种、技术和设施，从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两个方面增加食品的盈利潜力和双赢空间；它们直接投资控制原材料，有效降低了进口的数量和质量波动引发的贸易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消除人们对粮食安全的现实和虚幻的担忧。
三、从农产品贸易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及克服
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农产品供需，包括日韩等高收入东北亚国家的主流世界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他们既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多”，也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少”。1990年代中期的“布朗旋风”，是担心中国农产品“少”，繁荣的中国经济和旺盛的消费需求，会将国际市场的粮食买光而“饿”了世界，问：“谁能养活中国?”近年的中国“世界工厂”、“世界车间”说，是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大量涌入国际市场，抢了其他地方农民的“饭碗”，伤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自给能力，同样有粮食安全问题。按照常理，日、韩等食品自给率很低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更应该欢迎中国农产品的“多”、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少”；但是现实的贸易战，他们反对的正是中国农产品的“多”。我们看到，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相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不足；与中国对世界的开放程度相比，世界对中国的开放更不足。在农业领域，与一般想象相反，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学生”，中国更希望自由贸易；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先生”，包括日、韩，中国台湾等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在限制自由贸易。更确切地说，在他们有优势的产业推行自由贸易，在他们没有优势的农业限制自由贸易，以他们的实力能短期奏效；而中国，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抵挡不了自由贸易，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又无力推行自由贸易。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者不担心农产品大量出口抬高消费者价格，而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者却担心农产品大量进口降低生产者价格。中国曾经有过地区封锁，保护消费者利益而损害生产者利益；而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贸易壁垒，保护生产者利益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消费者已经知道，生产者的利益最终将传导到所有人；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生产者也应知道，消费者的利益最终也将传导到所有人，各方所有人的真正长远利益都是自由贸易。
在WTO框架中，通过各国各产业的“一揽子”谈判协调，更易达成让各自优势产业进入对方市场的妥协；在中国大陆农业真实优势非常显著的情况下，有条件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间水平分工和农业的垂直分工。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建立可预期的贸易体系。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中国融人全球经济体系不可逆转，已是事实。现在需要对方摒弃基于自我利益的歪曲想象，放心大胆地实现农业资源的区域和全球整合。
中国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连接点在于：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同时是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农业——食品供应的低成本保障。
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以成功的公共政策著称。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各国和地区完全应该和可以采用共同公共政策来促进市场效率。政府干预的成败关键在于，这种干预是顺应还是扭曲市场，是促进还是阻碍市场，是帮助还是替代市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政府摒弃过时的农业保护、扭曲市场的干预，代之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安排，将再创东亚经验，重现东亚奇迹。
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开放式的，是先易后难、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步骤；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农业资源整合，与东盟十国，与其他国家和集团的农业资源整合，并行不悖。区域化是否违背全球化的衡量标准是：各国始终从成本最低国进口产品和服务，当本区域内的最低成本不同时是全球的最低成本，就不能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
所有东亚国家都经历了粮食——鲜活农产品——所有农产品依次出让地盘的过程。当中国而对越南等更低收入的东盟国家发生这一过程时，也将主动顺应，出让地盘。
上述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学生”在向“老师”上市场经济理论课，是“学生”用“老师”教给的东西回头教“老师”。然而，包括贸易冲突在内的经济问题从来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这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衡量取舍标准，克服各自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一已私利的阻挠。让人乐观的是，更主动地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整合东北亚农业资源，提高区域分工合作的组织化程度，稳定贸易联系，提高贸易的可预见性，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避免大起大落，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费用，谋求各国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农业界人士的共识。《农业经济导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