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营养性需求作为食品消费的第一需要，我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已经超过禽蛋，仅次于猪肉，处于副食品消费的核心地位。但当我们吃得起海鲜等水产品的时候，安全问题却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2006年“中国餐桌十大危机事件”中，涉及水产品的就有四件：包括北京市确诊70例因食用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出口阳澄湖大闸蟹检出致癌物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上海市抽检冰鲜或鲜活多宝鱼，30件样品中全部被检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部分样品还被检出孔雀石绿、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渔药残留；香港发现抽检桂花鱼中含有可致癌的孔雀石绿等。
一系列的水产品安全事件，不断敲打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引发人们对水产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接受采访的食品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由于水产品的特殊性，其食用安全远比其他农副产品更难监管。
六个部门难管一条“鱼”
全国工商联水产业商会副秘书长吴湘生认为，不仅是水产品的鲜活性增加了管理难度，更重要的是随着水产养殖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违法活动越来越隐蔽，产业分工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污染环节和污染源，水产品污染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而大宗水产品的国家标准长期缺席，监管部门职责分割各管一段。这些原因都使得水产品这条“鱼”越来越难管。
市场的巨大需求导致近年来我国水产行业一哄而上，尤其在单一品种上的过热竞争，导致恶性循环。养殖的人越多，相对利润就越少，养殖户为了多挣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
农业部首席专家王武在调查了多宝鱼事件真相后说，一些不正规的个体养殖户，在5米长、6米宽、水深30多厘米的鱼池里硬挤了2000条多宝鱼，密密麻麻地潜伏在水底。养殖户为省钱，甚至根本不给鱼换水，更谈不上净化和自滤等，为了防止死鱼，只好给鱼吃药。
我国《渔业法》规定，陆地工厂化养殖可以不办证。事实上，国内大部分小养殖场货源杂，不规范。有的小养殖场随便搭个棚子，垒几个池子，就能育鱼苗。人住在池子边上临时搭的小棚里。人和鱼在一起，很不卫生。鱼有病以后乱投药，不管是不是违禁药，更不管药物残留是否超标。
“目前市场上生产饵料的厂家，有90%是不合格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宝鱼之父雷霁霖说，“不合格的饵料往往本来就含有违禁的添加剂，不好的饲料加上不好的环境，鱼很容易生病，这又导致了养殖户经常用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用化学药水泡鱼等“先进高明”的“制毒”技术随之“应运而生”；在分工进一步细化后，导致水产品被污染的几率剧增，一条鱼吃的饲料可能含激素、运输过程可能被孔雀石绿浸泡、制成鱼罐头又可能添加防腐剂。
专家指出，近年来问题食品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难以查处。污染源头越来越靠近上游，往往与原料、辅料甚至辅料的原料直接相关。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主管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一名负责人坦言，样品检测所需的人力和资金成本都很高，按现有条件，大量监测并不可行。一般的检测只能查验甲醛、菌落总数等个别指标，估计还有大量产品从未被纳入检测范围。此外，类似于大闸蟹等大宗水产品的国家标准长期缺席，导致品质监管没有技术标准可依。
包括渔业、质监、食监、卫生防疫、检验检疫和工商，六个部门共管一条“鱼”，而部门分割“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导致谁都没有管好。例如，渔业部门只负责生产环节的管理，可是水产品在运输、销售环节中，都有可能为了保鲜加入药物，渔业部门就不管了。
一条问题鱼毁掉一个产业
多宝鱼事件后，有关部门相继发出“消费预警”，立即殃及全国“一池鱼”。以山东为例，全省当时有5000万尾多宝鱼即将上市，养殖企业遭受重创。事实上，据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经贸处处长傅日新介绍，上海“多宝鱼事件”发生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紧急组织了一次监督抽查，分两批抽取了32家企业的56个样品。经检测，禁用药氯霉素的合格率为94.6%，孔雀石绿和无色孔雀石绿合格率为92.9%。这意味着，山东的大部分多宝鱼是合格的。
然而这种“合格”，却淹没在消费者的一片恐慌之中，难以再稳定消费者的安全信心。中科院院士雷霁霖对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陷入危机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产业，“十四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来的多宝鱼产业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不少水产专家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前河鳗、大黄鱼、甲鱼等特种养殖业，也都因为残毒事件，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从“火热”至“严寒”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发生的“毛蚶”事件，就使全国的毛蚶养殖业陷入低谷，至今也没有再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一条问题鱼很可能毁掉一个产业。
出现问题食品本属正常，但是一个问题食品几乎可以毁掉一个产业，这就不正常了。因为对某个食品产业来说，某地或者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并不代表这个产业所生产的食品都不能食用。现在之所以出现这种“一粒老鼠屎坏掉一锅粥”的情况，雷霁霖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水产品没有品牌化，消费者一旦得知某个水产品出现了问题，因为分不清真假，只能把拒买这类水产品作为惟一选择。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一名官员指出，我国除个别城市外，各地市场几乎没有准入制度，千家万户的鱼都有。究竟产地在哪里只能由卖主口头说了算。送到市场的一车鱼，来自不同产地不同鱼塘，分不出来源，所以要精确追出源头是很困难的，更别提品牌化营销和管理了。
品牌经营能否冲破困局
能否寻找到一种模式，让政府监管和消费者识别都能够省心省力？“五一”前夕，大连市政府一干人马带着9家水产企业负责人来到北京，与北京市政府探讨市场准入与海产品绿色通道的建立。按照两地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两地政府将共同对大连海产品企业进行监管。
北京市场向大连市优质水产品敞开，有条件的市场、超市设立大连市水产品专营区，同时加大对假冒大连名优水产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名优水产品的品牌。
大连市加强对本地水产品安全生产体系的建设，把好源头，控制质量，加强水产品养殖环境的保护与监测，保证养殖投入品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包装，对进入北京市场的水产品实行目录登记备案、批次送检及进京水产品的市场资格准入，出具检测报告并在销地备案，把水产品安全隐患降至最低。双方还约定，通过各种途径加强食品安全及水产品供应、监管等相关信息交流，针对市场上的变化进行及时沟通，加强产销区域合作。
随这次大连市政府工作组来京的獐子岛渔业董事长吴厚刚告诉本刊记者，政府间的食品安全合作框架为企业提供了发展环境，但要想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要让消费者知道，他所选择的海鲜等水产品是什么品牌的，通过品牌建立起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獐子岛渔业号称国内“最资深”的海产企业，其独有的深海“放养”技术，让其产品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然而长期以来，这家企业的产品和别的海产品一样，无法实现差异化销售。
按照企业负责人的说法，启动海鲜品牌营销之路，将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由多个部门对食品安全负责转变为一家企业对食品安全负责，从而可以建立起政府监管企业、企业负责食品安全的全新模式。道理很简单，企业的品牌出了问题，受损失最大的是企业本身，这个高违法成本让企业对食品安全流程“高度紧张”。其次是可以建立起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獐子岛渔业在其生产的每一只鲍鱼、海参和扇贝上都印有公司的商标，都有检测报告和身份证，消费者可以轻易实现对产地和企业的追溯。
吴厚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言论一出，立即遭到产业界的“围攻”。北京一些水产品经销大户告诉《望》新闻周刊，獐子岛渔业搞品牌经营，首先打破的是整个水产营销圈的“潜规则”，有可能结束水产品经营的暴利时代，而受损的首先是处于产业链重要位置的北京市的数千家水产品经销商。
举一个例子，北京市一些高档酒店进的鲍鱼，全都说是高档鲍鱼，但到底是哪里产的，消费者只能听经营者一面之词，这让经营者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冷眼相观的另一家山东水产企业负责人则认为，我国最大的水产企业营业额不过几亿元，这样的规模很难支撑一种品牌的经营，而品牌营销的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在目前消费市场还没有发育到相应程度的背景下，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最终会被整个市场“淹死”。
大连市政府对企业的品牌经营持相对乐观态度，大连市工商局一位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们鼓励更多的海产品企业走品牌经营之路，尽管水产品行业会因此经历一个痛苦期，但最终将使得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变得更具操作性。
接受采访的食品专家指出，水产品安全模式的建立，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确实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随着市场的发育，品牌化经营是一条较好的路径选择，在“品牌猪肉”、“品牌蔬菜”之后，人们期待更多的水产品品牌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