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省区气候温润，农业生产发达，养猪是南方农村的一项传统产业，既有几千年的历史，又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肉类消费习惯也以猪肉为主（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02年全国年度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0.04公斤其消费比重超过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大多分布在南方地区）。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猪肉产量超过百万吨的17个主产省中，南方占了13个。我国十大生猪主产区中南方就占7个。以2000年猪肉产量分析，南方区域的川、渝、鄂、湘、赣、苏、皖、浙、闽、粤、桂、滇、黔共2537.5万吨，占国内猪肉总量58.9%，世界猪肉总量的1/4强。正是南方养猪业撑起了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的地位。根据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习惯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分析，虽然肉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猪肉仍将是我国肉类消费中的第一大品种，绝对消费量将持续增长。南方养猪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在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南方养猪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南方养猪业发展迅速，主产省都形成了良种繁育、商品猪饲养、肉食品与副产品加工配套体系，饲料加工、动保药品生产支撑体系，疫病防控与技术推广服务保障体系，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规模化、集约化养猪比重增加，科学技术在养猪生产中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推广，提高了生产水平。尽管近年来东北地区由于粮食转化的潜力大，正在成为养猪新区，南方养猪业在我国养猪业所处的地位至今未受到多大冲击。养猪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1.1 南方养猪业区域分布
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南方年出栏猪在6000万头以上的有四川、湖南，2000～3000万头的有广东、江苏、广西、湖北、安徽。２００４年，云南也迈上了年出栏生猪2000～3000万头的台阶。四川、湖南、重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江西、广西等省市，一直是生猪主产区和猪肉调出区，其中四川十年前一个省的猪肉产量就占了全国生产量的1/6，现在比例下降，但仍然位居全国首位，出栏数、猪肉产量及省际间猪肉贸易量，均占全国10％左右。2003年四川生猪出栏7490.3万头，猪肉产量554.4万吨，列全国第1位。2004年，四川生猪出栏8151.7万头，占全国6.28亿头的12.98%，占全球当年生猪出栏总量的1/17；猪肉产量630万吨，占全国的13.05%；外销猪肉80万吨，占全国省际外调量的1/3；出口猪肉15.06万吨，占全国50%。湖南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多年来一直仅次于四川，全国肉类产量100强县行列中湖南占14个,2003年，全省出栏生猪6921万头，2004年达到7323万头，商品猪外调和出口均居全国2位。云南生猪出栏和猪肉产量2004年均已跃居全国第11位，已由调入向调出转变，外销数量逐年增加，仅去年销往省外的生猪就达300万头左右。江苏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养猪已经不是农民发家致富主要途径，生猪生产下滑，但猪肉产量仍在全国前列，猪肉产量远大于该省居民消费量（2003年省猪肉人均占有量29公斤，而该省居民人均消费量为16公斤），该省仍然有商品猪外调。江西在排名靠前的养猪省份中是唯一一个连续数年出栏下降的，出栏数排位也已从1998年的全国第10位下降到2000年的第12位，一度跌出2000万头的门槛，在1000万头上接受着来自重庆的挑战，但2004年重新跃进年出栏2000～3000万头的队伍。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等省、市是南方生猪的主要销区，其中上海是国内最大的生猪消费市场，2003年全市猪肉消费量为48.67万吨，计800万头生猪，而本市仅提供400万头左右。广东历来就是缺猪大省，特别是广州全市年出栏生猪不足200万头，而每天交易生猪约有1.3～1.5万头，90％来自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深圳市的市场缺口也较大，每年需要从外省大量调入肥猪及其制品来满足市场需求。
1.2 南方养猪业生产水平
目前，南方各地受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建设等因素影响 ，农村庭院式养猪正逐步减少，规模经营呈快速上升趋势。苏、浙、闽、粤养猪业规模饲养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化出栏比例已占50%以上。如广东规模化养猪出栏比例从 2001年 46 . 8％已上升至2003年69.19％；浙江2002年37463个猪场，出栏953。51万头。规模化出栏比例55%；川、渝、鄂、湘、皖、赣、桂等工厂化养猪、养殖小区和适度规模养殖场的蓬勃发展，使规模化出栏比例也达到了25%-35%。如重庆市已建成万头猪场35个，5000-10000头猪场已发展到210个，1000-5000头猪场已发展到530个，500-1000头猪场已发展到1050个，100-500头规模化猪场已发展到8700个，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模化养猪场（户）和养殖小区出栏量达390万头，占出栏总量的31%。湖南养猪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速度也较快，如湘潭市仅万头商品猪生产线就有13条，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大户32家，今年前三季度湘潭市生猪规模养殖出栏数已占出栏总数的53%。随着规模饲养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南方养猪业生产水平有较大提高。据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生猪存栏48,189.1万头，出栏61,800.7万头，出栏率达到128.2％，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南方除云南、|贵州、海南外，各省、市、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南省2001年就达176 %，达到世界养猪先进国家的水平；广东省2003年达到了158%，浙江2003年为157%，湖北2002年为144%，江苏1999年就达到142.71%。安徽2003年为140%，，四川2002年为134％。
1.3 南方养猪业产业化进程
近年来，南方各主产省努力推进养猪产业化进程。公司+农户、以场带户等专业化、一体化经营不断发展壮大，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如湖南省湘潭北农大动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湘潭市所辖地区的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分别建立10、5、5个“北农大养猪产业村”，每村选择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养殖技术的50家作为合作户，共计发展1000户，每户饲养5～6头“双肌臀”大白母猪，合计饲养5500头，年生产商品肉猪10万头。江西省养猪育种中心有限公司在江西赣州市所管辖的地区的现有的12万亩脐橙果园中，选择具备条件，养猪经验丰富的1000果户，引进“双肌臀”大白猪，每亩果园养猪2～3头，每户年出栏商品猪200头，年出栏优质商品猪20万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主产省普遍都基本健全了良种扩繁、饲料加工、动保药品、养猪设备、猪肉食品加工、储藏、运输、皮革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保障体系。如四川中江县全县共建有优质猪良种繁育场6个，建有“二元”、“三元”杂交改良站（点）240个。湖南湘潭市已有上规模的肉食加工企业13家，其中已获出口自营权的企业4家，有冷库12座；皮革加工企业19家，年加工猪皮1 000多万张，年产值近7亿元；运销组织82多个，拥有长途运输车500多台，中转用手拖 1 750台，每年销往外地的生猪近300万头；有汉德利、蒙哥、北农大等5个万t以上饲料厂，2 000t以上的中小加工企业17家，年加工能力超过20万t；有中国农大动物保健品公司、世源、伟达、韶山动物药业公司等6家兽药企业，还有复合肥、肉粉、肠衣、羽毛粉等副产品加工企业9家。另一方面，生猪产业化经营催生和壮大了一批作为猪肉食品加工企业，其中相当多的肉类加工企业成为“公司+基地+农户”式的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如四川高金牧业有限公司已基本建成现代化的配种、怀孕、保育、产仔生产线、育肥示范生产线，形成三条外二杂母猪、外三元杂交仔猪生产线和年出栏五万头外三元杂交商品猪生产规模，带动709户农户实施优质生猪规模饲养，辐射52 000户分散饲养，2004年该公司出口猪肉制品7000万美元，跻身于强者如云的中国肉类食品加工企业前五名。目前，四川已有35家肉类加工企业通过对港澳出口注册，17家通过对俄罗斯出口注册，2002年外销猪肉达60万吨，其中出口5万吨。这些企业或通过订单优质优价收购优质生猪，或直接向上游拓展，从而拉动了养猪业的发展。如四川资阳的红旗、大兴、四海等企业，与适度规模养殖场和“养猪家园”签定购销合同，带动了当地养猪业的发展。再如珠三角城市受工业化进程加快、土地成本升高和环境压力增大等影响，养猪业逐渐萎缩并向山区转移。一些肉类加工企业纷纷在全国瘦肉型猪生产基地之一的阳春市安营扎寨，大洋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阳春黄村PIC配套系种猪生产基地，广东华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在松柏镇建立了大型养殖场，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挥其带动和辐射作用，为阳春养猪业的产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我国南方养猪业发展有较多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自然与经济制约因素。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加与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也使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川、湘、鄂、赣、皖、桂、渝、滇等主产省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会影响养猪业发展目标、途径、模式。
2.1 耕地资源因素
养猪业是以种植业的第一性生产为基础的第二性生产，与耕地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体上看，耕地的基本国情，可概括为“一多三少”，即耕地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截至2002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会议上公布全国在册的基本农田面积为１５．８９亿亩。人均耕地约1.2亩。全国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只有34％的耕地分布在平原、盆地。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与发达国家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粮食单产相差150～200公斤。全国还有9100万亩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长期耕作不利于水土保持，需逐步退耕。虽然我国拥有宜耕荒地资源2．04亿亩，按照60％的垦殖率计，可开垦耕地1．22亿亩。但由于生态保护的要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受到严格限制，今后通过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已十分有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部分耕地非农化利用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土资源部公布的《２００２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２００２年全国耕种的耕地为１２５９３万公顷，年度内净减少耕地１６８.６２万公顷。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我国南方除滇、黔、桂外，各省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如湖北省耕地面积7077.11万亩，同期人口6001.7万人，人均耕地1.18亩；安徽省耕地人均占有量１．０３亩；江苏省以6824万亩耕地，养育着6843万人，人均耕地已不足1亩。四川全省耕地面积为6594万亩，人均耕地仅为 0.776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3；直辖前,重庆人均耕地只有0.69亩/人, 直辖后, 三峡库区大量农村划归重庆所辖, 人均耕地也只有0.81亩，江西人均耕地也为0.81亩,都接近联合国规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之一的湖南，耕地总面积为5750.55万亩，人平0.83亩，比全国人均1.43亩低了0.6亩，有7个市（州）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795亩的安全警戒线。福建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倍，人均耕地却只有0。57亩；广东、浙江人均耕地面积都只有0.55亩，三个省都不及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
我国南方日益加剧的人多地少矛盾，对养猪业的发展带来如下制约：其一，中心城市的郊区土地成本升高和环境压力增大等影响，城郊养猪业已经萎缩甚至消失。目前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郊区都难觅养猪场的影子，且二级城市也出现了这种趋向；其二，南方养猪业所需的饲料原粮对三北地区的调入依赖程度增加，使养猪成本提高，对猪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其三，耕地的减少对畜牧业粪便污水的消纳能力的挑战越来越严重。
2.2 环境压力因素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迅猛发展，导致了养殖污染的加剧。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开展的23个省畜禽养殖污染调查显示，1999年全国畜禽粪便排放量为19亿t，为同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7.8亿t），的2.4倍，而且，畜禽粪便COD排放已达7118万t，大大超过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COD排放量之和。畜禽规模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生物粪肥污染环境的问题，不仅是个棘手的难题，而且亦已成为南方养猪业发展的严重障碍。由于南方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且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场80%集中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内陆地区，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相应的配套耕地消纳其产生的畜禽粪便（以猪为例，不同类型养殖场标准单位占有的配套耕地平均不足1亩，最少占有耕地水平尚不足0.3亩）， 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如环境调查显示，浙江省2000年全省规模畜禽养殖场粪便产生总量为375万吨。畜禽养殖年污水排放量已相当于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的64%，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相当于同期全省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59%。嘉善县某村，人口1000多，年出栏7万多头猪，排放的畜禽粪便填满了附近的河浜，扒开表层；居然可以点燃沼气。根据南京市环保部门对太湖流域的研究，畜禽粪便流入水体的cod、氮和磷分别占总污染负荷的7．13％、16．67％和10．1％。 重庆市２００２年全市畜禽粪便年产量高达７５００万吨，主要集中在长寿、大渡口、涪陵、九龙坡等地。对全市２７个大中型水库水质污染调查表明，１７个水库发生富营养化。其中，５个水库为重度富营养化。为减轻畜禽养殖的巨大环境管理压力，南方一些地区已经不得不采取关、迁、减措施。如浙江明确了2007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总体目标，计划对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全面实行搬迁关停。杭州的灯塔养殖场在养殖业内赫赫有名，被称为“五星级”养殖场，有从国外引进的上千万元的污染处理设施。但由于它靠近居民区，不符合新的城市规划和环保要求，终于还是难逃搬迁的命运。上海对畜禽生产总量调减30％，规模化畜禽场控制在700家左右，畜禽粪便年均每亩承载量控制在1．5吨之内。生猪年出栏从470万头逐步下调到250万头左右，减少45％；鲜蛋年产量从1．6亿公斤逐步下调到1．2亿公斤，减少25％；肉禽饲养量稳定在1．6亿羽左右；奶牛饲养量稳定在6万头左右；淡水产品稳定在16万吨左右。专家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的畜禽养殖业在未来20年中将进一步发展，从而带来更大的畜禽污染的压力。到2020年，我国的畜禽养殖规模将是2001年水平的1．67倍，如果届时畜禽养殖流失的污染物总量维持在2000年的水平，流失系数则要降低到目前水平的60％，我国南方畜禽养殖的环境管理压力非常巨大。
2.3 三农问题因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指出：“三农”问题难就难在众多的且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与有限的且越来越少的农业生产资源的尖锐矛盾。而这种矛盾对南方养猪业的影响表现在：首先，农民耕地少种粮的效益就低而不愿种粮，甚至将耕地闲置.。而不愿种粮就既没有存粮养猪，也没有养猪集肥的必要，农村的空栏率越来越高。据报道，如今的耕地抛荒现象已经从非农产业高度发达、“农民”早已普遍“离土”的沿海富裕地区，蔓延到非农产业并不发达的粮食主产区，从产出率低的边际农田蔓延到旱涝保收的高产农田，从季节性抛荒发展到常年抛荒。在我国南方最主要的农业区和商品农业基地的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地区，这一问题都比较突出。安徽省肥东县1999年的抛荒地中高产田只占20%，2000年即急升至40%，而2001年上半年已高达50%。湖北省全省耕地抛荒率1999年为3.39%，2000年升至5.18%，而粮食主产区荆州市更达15.6%；同一时期，湖南省耕地抛荒总面积从161.2万亩上升至195万亩，即上升21%，而其中常年抛荒则从38.6万亩急升至51万亩，上升32.1%；江西省抛荒总面积增加10%，其中季节性抛荒增加5.7%，常年抛荒却上升了21%.据江苏省对2000户农民的种植意向调查表明，其中有171户未种夏收粮食，占8.55%。这部分农户土地利用率不高，耕地复种指数为1.85，低于全部调查户的平均水平1.98。苏南地区有120户，占70.18%；苏中29户，占16.96%；苏北22户，占12.86%。不种植夏收粮食的农户主要在其经营的耕地上种植油料和蔬菜，但其中也有32户农户在夏收作物生长期间，将耕地闲置，什么也不种，苏南地区不种夏粮的农户最多，占34.29%。即使近年来实行的惠及所有生产者的粮食直补方式,在人平耕地较少的南方主产省,粮食生产者得到的补贴显得微不足道，没有遏制住这一趋势。与农民不愿种粮相对应的是：南方生猪主产省不少地方农村空栏率不断上升。无猪村随处可见。据扬州日报报道江苏全省农村养猪户越来越少，苏北地区的空栏率达到了70%以上，一些传统的养猪大县，过去猪多要调出，现在则不得不依赖从区外调入生猪供应本地市场。目前农村里还在坚持养猪的是两类人，一是专业户，二是老弱病残，他们占了养猪户的绝大多数。据浙江省16个县（市）、640个可比村、20.89万农户调查，养猪户只有14345户，仅占总农户的6.87%。业内有人士估计，2003年生猪空栏户粮区约占50%左右,棉区尤为突出,空栏率达80%以上。其次，由于南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存在大量贫困农民，种田养猪仍然是他们最基本的一种生存保障手段，传统散养在这些地方将长期存在。如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农户散养的比重还在75%~ 90%，生产上势必呈现规模小、水平低、竞争力不强等弱点。
3．南方养猪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南方养猪业已经从农业经济的附属产业逐步成为农业的支柱产业，不少地方的养猪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式饲养过渡到专业户饲养或规模化饲养。养猪业的发展，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南方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面临资源、环境、三农问题等制约因素外，在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1猪肉食品安全问题
农业部自2001年在全国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加快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建设步伐,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南方猪肉食品安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瘦肉精、病死猪肉，无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有关报道，从2000年以来，南方各地年年发生瘦肉精事件。2000年1月，杭州数十人食用添加“瘦肉精”猪肉中毒。2月20日，广东云浮市托洞镇25人严重呕吐腹泻，被送进医院抢救，另有数十名症状轻微者也接受了医院的观察治疗； 8月7日，浙江海宁市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个体养猪户魏益明、农民孙志福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此前，魏在明知食用过量瘦肉精的猪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与孙志福商议将其7头猪售出，造成40余人中毒； 8月23日，浙江桐庐县又发生瘦肉精中毒事件，涉及5个乡镇180多人。2001年8月，广东信宜“瘦肉精”猪肉毒倒530人；鹤山市杏坛镇麦村“瘦肉精”猪肉致使630多名村民中毒。11月，广东省河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 “瘦肉精”中毒案。据事后统计，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河源市共有484人因服食有毒猪肉，住院观察、治疗。2002年3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等几所医院相继收治瘦肉精中毒患者26人。该市疾控中心从中毒者吃剩的猪肝样品中测得“猪肉精”含量超标5倍以上。2003年上半年，卫生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报告116起，中毒人数3643人，在养殖过程中滥用“瘦肉精”等药物仍是引起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广州东园新村“瘦肉精”害倒祖孙三人。再如媒体消息，据来自深圳市贸工局的粗略统计，深圳猪肉市场的容量在15 000头左右，每天至少有约100万kg猪肉通过私宰窝点流向深圳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病死的猪肉。食品安全甚至成为了深圳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惟一的议案。在2005年6月初闭幕的会议上， 116名代表联名提交了大会惟一的议案，议案提出，改变食品监管多头管理，执法力量分散的局面，改革目前的生猪屠宰管理制度。2005年3月中旬，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工商局查获近5 000kg病死猪肉、500kg香肠和部分加工用具。截至被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出5 000多kg产品。2005年12月，福建省闽侯县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分子收购、加工、销售病死猪（肉）的案件。７名不法分子私设屠宰、加工窝点，专门经营病死猪肉以牟取暴利。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累计向福州市场投放病死猪肉超过２００T。另据国内媒体的调查，猪链球菌疫情爆发地四川资阳、内江一带长期存在的一个非法宰杀病死猪、买卖病死猪的链条，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买了病死猪肉或者分食了病死猪肉所致。尽管目前不含瘦肉精、不是病死猪肉等成为市场监管与防范的重点，上述问题已得到遏止；但是，在农业部颁布的“无公害猪肉”指标中，除了疫病外，其它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微生物含量等15项指标，南方猪肉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猪肉的药物残留问题就比较突出，因为受药物污染的影响，对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出口的猪肉，被拒收、扣留、退货、销毁和中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
3．2兽医保护薄弱问题
近年来，一方面，南方养猪业随着从国内、外引进种猪的品种数量增多和生猪流通渠道的增多，集约化养猪场的增多和养猪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污染变得更严重，不仅使猪繁殖呼吸综合征(PRRS)、猪增生性肠病(PPE)、猪断奶后多系统衰渴综合征(PMWS)等疾病传入我国，导致新疫病不断增多，非典型症状和多病原（病毒）混合感染明显增多，细菌病、寄生虫病、免疫抑制性疾病危害加重，一些已控制的老疫病重新抬头；另一方面，养猪业财政防疫投入不足。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数据，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动物防疫的财政支持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每年投入近20亿元，主要用于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动物疫病国家实验室等；二是投入15亿元动物疫病防治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重点疫病的预防与控制。2004年间，这个总数有所增长，两项费用总共约为50亿元。但据测算，2004年仅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总经费就需6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口蹄疫、猪瘟、鸡瘟等疫病，中央财政的防疫投入更显紧缺。南方各地除国家确立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不少地方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施缺乏和不足，用于疫苗、病料样和诊断试剂保存的冷冻设施不达标；而乡镇兽医站长期得不到财政支持，大多实行自收自支，造成人员知识老化、青黄不接，设施简陋、技术手段落后，一些地方甚至“线断、网破、人散”，处于防疫针没人打、产地检疫没人搞、猪病没人看的尴尬局面。使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链球菌病、仔猪副伤寒、猪弓形虫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蓝耳病等疾病有很高的发病率、淘汰率和死亡率。尽管《动物防疫法》第11条明确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但是，由于强制免疫成本缺乏分担机制，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匮乏，把防疫服务费转嫁给养殖户和农民；而不少养殖户为降低养殖成本，也不愿意自费免疫。导致免疫密度下降，一些已控制的传染病，如水泡性疾病、猪瘟(HC)等又重新抬头，猪的多种疫病呈现扩大趋势。据专家估计，患病猪的死亡率约占饲养总量的8％。兽医保护薄弱不仅给基层生产者带来惨重损失，也使病死猪肉在市场上屡禁不绝，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
3.3猪肉产品加工工业滞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从国外引进100条生猪屠宰加工成套生产线，700多条高温火腿肠生产线和一批低温制品的关键设备等肉类屠宰加工设备，消化和吸收了一些国际前沿技术和工艺。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增强。南方也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但从整体情况看，南方养猪业产业化程度省际间差异较大，猪肉产品加工工业滞后，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多数肉类加工企业技术装备落后，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不强，市场集中度比较低。如四川生猪定点屠宰厂(场)4 895个，上规模的猪肉加工企业100多家，年屠宰加工能力仅1 693万头，不到生猪出栏总量的1/4。再如湖南肉类加工企业共有611个，它的加工量不到总产量的１０％。即使把分割肉、腊制品、腌制品等囊括进来，其加工量仍不到１７％。大量的热鲜肉仍按传统的方式投放市场，制成冷却肉和各类西式肉制品的数量很少。湖南生猪主要销往广东，以至沿１０７国道往南，从湖南宜章进入广东省境内，沿途便可看到独特一景：公路两旁隔不了多远，便有一个收费加水站，给车加水，给猪冲凉。湖南民间流行一种说法：送出去一车猪，拉回来一车水（饮料、矿泉水）。另据有关资料，全国肉类食品行业工业资产总额中前十位省、市、区依次是鲁、豫、苏、蒙、吉、辽、川、冀、粤、京，南方仅占3名。2002年11月，中国肉类协会在规模企业中评出中国肉类食品行业50强企业，南方只有16家，进入前10的仅江苏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5）、上海市食品集团公司（排名第9） 。南方大多数的肉类加工企业的产品是白条肉，产品单一，附加值低，生猪内脏、肥膘、皮、毛、骨、血、腺体等资源，基本没有得到再加工和综合利用。全国火腿肠生产线有500余条，较大的火腿肠生产企业有双汇、金锣、郑荣、雨润等，也是北方多于南方。河南和山东两省生产的火腿肠就占全国总产量的85%左右，其中双汇、金锣、郑荣企业的日生产能力在100T以上。另外，在冷链流通、连锁经营等方面，除上海、广州、南京、武汉、长沙、杭州、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和少数经济发达地方占有一定份额外，90％以上的产品仍然是一劈两半挂在市场露天售卖的。冷却肉和西式肉制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处于北方大于南方的格局。
4．南方养猪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综上所述，我国南方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第一，节约资源与资源的保护和高效率利用；第二，种养结合，注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第三，增加农民收入；第四，健康养殖与猪肉食品安全。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把养猪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
4.1养猪生产方式应因地制宜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人均的44.5%、美国人均的15%，而且人口还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自然增长率
<10‰）的速度递增，近10年来耕地却在以每年近36万hm2的速度减少；1998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359.8kg，尚未达到国际公认的500kg过关标准，略高于世界人均的345.3kg，仅为美国人均的29.6%。由此可见，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提供给畜牧生产的饲料粮减少，再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致使精料型的养猪业承受着三重压力。人口众多、劳力过剩、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环境压力巨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特点决定了我国养猪生产不可能完全沿袭发达国家那种完全是大型养殖厂的养猪模式，而不得不大、中、小、散并存。当前把“规模化”等同为“现代化”、“产业化”的思想误区应该纠正。采用劳动集约技术或采用资本集约技术，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在生产成本、适宜市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南方各地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类型的养猪生产方式。在农民对家庭养猪经济上已基本不依赖的经济发达地方，应以发展工厂化、适度规模化养猪为主，采用先进科技，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发展工厂化、适度规模化养猪，至少应该实现猪场固体粪便和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减少环境污染。由于仅仅为防止污染会加大处理投资和能耗，增加成本，有条件的大型养猪场还应该根据资源化利用方向来决定处理工艺和方法，粪便和污水处理后作活性有机肥或做有机无机复合肥及液肥销售。而在山区、丘陵区等农民对家庭养猪经济上仍有较大依赖的地方，应鼓励种养结合的家庭养猪。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认为：“5R”的千家万户养猪模式应被重新审视（Reduce(节耗)、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抢救物种)、Reconstruct(重建生态)统称为“5R”）。其理由是“可以充分利用构不成商品的“农家饲料”，不需或少用运输能源及国家投入，即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农家饲料资源，使其转化为动物性食品，养猪排污也可就地通过农田自然消化。节约了化肥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又维护了土壤肥力，不形成污染。从战略上分析，这种生产模式是既符合循环经济原则，又是保证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出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千家万户养猪，对于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意义。千家万户养猪这种形式适应我国实际，在我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政策上要鼓励，不能动摇。 >
4.2克服规模化程度低的弊端和弱点
目前，南方各地养猪规模经营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农户家庭养猪仍占南方养猪业80%左右的比重。囿于资源、环境等因素，用工厂化养猪替代千家万户养猪并不现实。对于千家万户养猪模式呈现的养猪环境差、规模小、水平低、竞争力不强等弱点，应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其一，发展沼气，改善养猪环境，提高猪的健康水平，保障产品品质；其二，普及科学养猪知识，推广品种改良技术与人工授精技术、早期断奶技术、营养技术、疾病防治技术等，提高生产水平；其三，发展农村经合组织，实行“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实现千家万户养猪的“铺天盖地”与龙头企业的“顶天立地”相结合。实践已证明，通过这些途径，在充分释放农户家庭养猪的种养结合的生态合理性、节约资源与生产成本低的经济性的同时，能较好地克服其生产效率低、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卫生程度低、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性低等弊端。如去年四川资阳市、内江市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媒体报道和官方总结都称疫区的养猪小区和规模化养猪没有发生一例猪链球菌病，认为改变养猪方式是减少疫情危害的关键。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解释同时存在的一个事实：处在资阳市范围内被疫区包围，且以农户散养为主的养猪大县安岳，没有发生一例病情。之所以在疫情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泰山不动，一是动物防疫工作扎实，二是从2002年起连续实施了农村沼气国债项目、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农村沼气项目，在建设沼气池的同时，进行改圈、改厕、改厨，，使得“猪进圈、粪便进池、沼渣沼液进果园”，改善了养猪环境，提高了猪的健康水平，突破了动物疫病瓶颈。充分说明改善养殖环境同样能避免疫情危害。而且由于实行种养结合，粪污实现了资源化多级利用和转化，农民种植桑菜果、养鱼等，畜牧业养殖和种植业、渔业、林业的协调发展，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展现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勃勃生机。据农业部透露，2003年以来，中央每年投入10亿元国债资金，建设100多万个农村沼气户。目前，全国沼气建设呈加速发展态势，年新建户用沼气超过150万户，目前，全国共有1540多万农户用上了沼气。沼气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实行种养结合的节点，为农民增收节支带来的直接效益达75亿元。再如，传统分散饲养和大市场的脱节，使很多养殖场户难以避免盲目生产和市场风险，甚至有不少中小养殖场户因为市场风险而关停并转。为有效解决这个矛盾，浙江省突出机制创新，积极培育新型市场主体。一是培育生产型、经营型、加工型畜牧业龙头企业，上联市场，下接基地和农户，以市场化经营形式和规模化生产方式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衔接。目前全省已经建立各级龙头企业500多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31家。二是着力组建专业合作社。至2004年底,全省已建成县乡级以上畜牧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269个，带动13万户农户和3.05万个规模养殖基地，饲养畜禽7983万头（只）。各类畜牧专业合作社在市场与企业、甚至其他农户间起到了有效连接和黏合作用，极大地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波动性和趋同性，提升了产业的集聚度，提高了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三是着力推进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基础的畜产品市场营销网络。通过三类主体的培育，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了生产与市场的对口衔接。目前，全省已经拥有2 000多个畜产品品牌，约7％的畜产品直接进入城市超市、连锁店等现代商业渠道，45%左右的畜产品实现了订单化生产。
4．3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根据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以及粮食增长有限、环境压力大的国情，南方养猪业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是绝对行不通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内涵是：第一，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出栏率和出栏胴体重。2003年我国生猪存栏4.7亿头，出栏商品猪5.865亿头，猪肉产量4519万吨，出栏率为125%，出栏体重77千克，人均猪肉占有量34.7千克。以此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人口达14亿时，假设人均猪肉占有量仍保持34.7千克，猪肉产量应该为4860万吨。如果出栏率与出栏体重不变，则需出栏商品猪6.312亿头，存栏量将达5.1亿头。如果通过提高繁育技术，推广人工授精技术、仔猪早期断奶技术等减少种猪存栏量，通过加强兽医保护减少疫病死亡，即使千家万户养猪为主体的生产格局没有多大变化，出栏率达到135%是可能的，那么存栏量可维持在4.7亿头。如果出栏率仍维持在125%的水平，但头均胴体重达到90千克，则仅需出栏商品猪5.4亿头，存栏量甚至略低于2003年的4.7亿头。南方养猪以本地猪为母本的二、三元杂交猪为主，有研究表明：出栏体重90?～100?，在饲料报酬、屠宰率和胴体瘦肉率等都是较适宜的。第二，加强兽医保护，减少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病死猪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我国患病猪的死亡率约占饲养总量的8％，如以南方生猪主产省在全国所占比重推算，2004年我国生猪存栏48,189.1万头，出栏61,800.7万头，饲养总量109989.8万头，南方主产省病死的猪高达5180万头！兽医保护薄弱不仅给基层生产者带来惨重损失，也使病死猪肉在市场上屡禁不绝，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在农村大力宣传科学养殖技术与牲畜防疫知识，帮助农民改善圈舍的卫生环境，牢固树立防疫防病的意识。只有农户自觉主动的配合畜禽防疫免疫工作，才能保证防疫密度，避免畜禽疫病的大范围发生；发生了畜禽疫病，也能即时上报和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才能防止疫情的蔓延，减小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基层动物防疫体系的资金投入，改变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畜牧兽医站经费匮乏、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人员素质低的状况，进一步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完善基层兽医工作机构，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第三，发展冷链流通，连锁经营，突破猪肉安全瓶颈，并增强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延长猪肉产品“效益链”。首先，要鼓励肉类屠宰加工企业和基地养猪户之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联系，从生产源头开始一直到销售终端均实行严格的安全保障，实行统一配送、连锁专卖，从而保障猪肉安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目前南方各地已有一些龙头企业推出了猪肉产销一条龙的“品牌专卖”机制。如去年4月在厦门开始猪肉品牌经营的 “银祥放心肉”，由银祥公司和一些有资质的养猪场签定“定点联盟”合同，猪场按照公司制定的标准、并在公司的监督下进行生产，公司保证猪场的生猪收购价格；同时在运输、零售等各个环节对猪肉质量全程监控，每个月定期将样品送到省中心检验所进行无公害猪肉各项指标的检测，不达标者决不允许销售。对传统的批发和零售模式形成了不小冲击。其次，要改变南方的肉类屠宰加工的产品单一，附加值低的状况。应该通过消化和吸收一些国际前沿技术和工艺，提高生猪屠宰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增强肉制品的花色品种研发能力。如河南双汇，一头猪能分出２００多个产品,骨有颈骨、胸骨、脊骨，排有大排、带脂大排、前排、精小排、加厚排，还有专供炼油的精膘、板油，有出口欧美的、有专供俄罗斯的……从冷鲜肉到火腿肠，到低温肉制品，到腌腊制品、调味料制品、速冻制品、方便汤料，由生到熟、由粗到细，看似小小的一块猪肉，就是在这不断的变化中增值。第四，大力保护和利用地方猪种质资源。近年来，我国养猪业单纯追求生产水平的提高，盲目引种无计划的杂交，我国猪种资源遭到破坏，使养猪生产系统的复杂多元结构与品种单一化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产品单一化趋势与产品市场的多极性也越来越不相适应。目前正在各地推广"杜洛克×长白×大约克"三元杂种商品猪(简称洋三元)生产，其具有较快的生长速度(90kg体重日龄为140～160d)、较低的料肉比(2.6～3.0)和较高的胴体瘦肉率(61%～65%)。但是，这些猪也有明显的缺点，如产仔数较少(每窝8～10头)、繁殖障碍多、母猪情期受胎率低(70%～80%)、饲养条件要求较高、出现PSE(Pale soft excudative)肉的比例较高。而我国尤其是南方地方猪种具有繁殖率高、肉质好等优点。保护好地方猪种资源，保持地方猪种优良的经济性状，并利用其优良的特性培育生产优质猪，对我国养猪业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