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发现，由于水业资产本身的特殊性，这一普遍被叫好、甚至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快速增值典范的水业溢价转让，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动声色地掏了老百姓一次腰包。
水业资产溢价转让风生水起
水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我国城市供排水行业主要是建国后开始发展起来的，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之下，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在这一行业现在仍很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城市供排水行业沉淀的国有资产，总量已超过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
２００２年，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文件，提出加快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推进城市水业的市场化。在以产权多元化为中心的改革中，我国城市水业资产的溢价转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２００２年，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５０％的股权、７亿余元水业资产，溢价到２０余亿元人民币转让给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２００３年，通用首创和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联合出资４亿美元，溢价５．５％获得深圳水务集团公司４５％的股权，期限为５０年；２００４年，净资产总额２．６８亿元的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厂，最终溢价至４．８亿元，以ＴＯＴ方式转让给德国柏林水务公司经营；贵州遵义市南北郊水区，溢价３０００万元，以１．５２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法国威立雅公司。
类似这样水业资产溢价转让的例子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中国城镇供水协会秘书长刘志琪感慨地说，水协也不知道，因为具体的操作都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完了也不用向上级汇报。
水业资产溢价转让并非偶然
据了解，我国城市水业作为政府公益性投资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一直以国有投资为主。由于投资效率低下，建设大量浪费，设备维护保养不良，因此资产总量虽大，实际有效资产并不多。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博士说，我国城市水业资产近年来变得如此抢手，并非偶然。
其一是水业前景看好。在国外，水行业已被看作是继石油之后，本世纪不可多得的一个黄金产业。我国城市水价长期偏低，近１０年来年平均涨幅超过１０％，涨到何时为止看不到尽头。另外，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近年我国城市每年新增人口都高达１５００万至２０００万，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部分跨国公司和社会资本纷纷进入。
其二是水业资产与生俱来的垄断经营特性，与竞争性行业有很大不同。竞争性行业的资产转让后，完全进入市场，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资产转让的价值基础是其净值，在市场机制下，转让价越高，对资产的保值增值越有利。城市水业则不同，水是生活必需品，其经营形式是垄断经营，投资回报相对比较稳定，政府对水业的管理，除了有财税和金融等宏观调控外，还有市场准入、价格管制、服务和水质监管等。其中对水价的监管，直接决定了水业资产可能带来的收益。比如一个资产总值１亿元、日生产能力１０万吨的水厂，政府给其核定的出厂水价如果是每吨０．１元，水产一年３６５天满负荷运转，年产值不过是３６５万元，但如果出厂水价是１元，水厂年产值马上就会变成３６５０万元。
傅涛说，水业资产的天然垄断性实际上决定了水业资产的价值，主要是一种基于产出的价值，而不是基于投入的价值。也就是说，被转让的资产究竟值多少钱，关键不在于转让时这一资产原值是多少，而在于转让后，政府给的水价是多少。如果水价过低，水厂即使白送人，可能也没人要。
比如上述这个水厂，假设其制水成本是每吨０．５元，政府转让时，给的出厂水价只是０．４元，那么就算不要转让费，也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因为它不仅赚不到钱，还会往里贴钱。但如果政府给的出厂水价是每吨１元，那么这个水厂即使溢价到２亿元，只要特许经营的期限足够长，同样有企业愿意购买。
政府溢价，公众买单
水业资产的转让，实际上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产转让，而是一种服务权的转让，因此只要有高额水价作支撑，就没有水业资产溢价转让不能进行的。
记者采访发现，水业资产溢价转让，最大的好处是短时间内地方政府可以拿回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用于干一些所谓的大工程，个别领导通过干这些大工程，不仅政绩卓著，甚至还可以从中顺便捞些好处。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无论一次性拿出多少，最终都可以从水费中收回，因此这种溢价转让，结果就只能是公众来埋单。
以王小郢污水处理厂为例。这个污水厂转让前，有关部门核定的污水厂的资产净值是２．６亿元，污水厂污水处理的基本运营费每吨不到０．２元。站在公众的角度，这个污水厂科学的转让办法应该是：政府首先锁定按污水厂的资产净值出让，让竞标人在运行费用上竞争，谁报出的价低谁胜出。但这一污水厂在实际转让中却不是这样。在实际转让中，当地政府首先制定了一个每吨０．７５元的协议服务费，也就是说，污水厂转让后，无论受让者实际的基本运营费是多少，当地财政部门都会按每吨０．７５元的价格支付。结果是所有投标人的报价都高出了污水处理厂资产净值，最高的德国柏林水务公司，高出近２．２亿元。
王小郢污水厂的这一溢价转让，表面上看当地政府一下收回了４亿多元的建设资金，企业拿到了自己觉得有钱可赚的项目，但公众最终却成了唯一的输家：原本只需支付给污水处理厂每吨不到０．２元基本运营费的公众，现在不得不改为每吨支付０．７５元，且时间长达２３年。
谁是公众利益的代表？
水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未执行全成本核算，仍带有一定福利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政府在水设施建设方面都有大量补助，公众大多只支付这些设施建成后的运营费用。
我国则不同。在城市水业领域，我国推行的是水价全成本核算体系，公众需要对制水的投资收益和运营成本支付全部费用。
中国城镇供水协会常务理事、会长助理肖绍雍说，我国在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建设急需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城市水业领域推行水价全成本核算体系尚可以理解，但城市水业资产溢价转让，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慎重决策的问题。
肖绍雍说，城市水业水价全成本核算，在我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公众压力。如果让水业资产的过度溢价进一步发展，即本质上不仅让公众支付制水的投资收益和运营成本，还要在水费中变相支付政府的其他公共开支，公众的负担加重，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据了解，政府高价出售水业资产，必然会面临高额水价的压力，但这个风险由于具有长期性，因此往往被本届政府所忽略。
傅涛认为，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在城市水行业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行业的效率和服务水平无可厚非。但水业资产的转让，应该依据资产净值，按平价原则进行，让投资人在服务价格上进行竞争，将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和实惠真正让给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