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看来，入选世界农业遗产对青田的稻田养鱼模式会是一个促进，但当地那些掌握这一技术而又专心养鱼的人正在迅速地减少，稻田养鱼处于濒危状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世界文化遗产不同，农业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专家承认，世界农业遗产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还是首次，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一切还在摸索之中。
清晨5点，杨民康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地看鱼。现在正是5月底，他的10亩田里都蓄满了水，几百条红色的鱼在空荡的田埂间缓慢游动着。“再过几天，就可以把秧苗插到那些养满鱼的田里了。”
杨是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龙现村人，当地有名的养鱼大户。他养的鱼叫田鱼，一种变种的鲤鱼，有黑红黄白四种颜色。
田鱼是青田县著名的特产，而杨民康在稻田里养鱼的方式也是一项古老而实用的农业养殖方式。在我国，这种养鱼方式仅在浙江、江苏、广西等很少的区域存在。
今年5月1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5个古老而濒危的农业系统。由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遗产系统———世界重要农业遗产系统。按照粮农组织的解释，世界农业遗产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农业遗产保护项目将对全球重要的受到威胁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技术遗产进行保护。
中国青田的稻田养鱼就是此次被评选出的世界农业遗产之一。6月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派官员到龙现村为青田县的稻田养鱼举行世界农业遗产的挂牌仪式。龙现村也将成为世界农业遗产在全球第一个挂牌的保护区。
作为当地的养鱼大户，杨民康被邀请出席。
随着挂牌时间的临近，杨民康显得有点惴惴不安。给人递烟时，手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杨民康解释说，他受教育程度不高，说不好普通话，因此有点害怕去见联合国的外国官员。
杨民康说，他不清楚什么叫世界农业遗产，也不清楚稻田养鱼怎么就被评为世界农业遗产，只觉得这似乎和老祖宗有些关系。
而在关注世界农业遗产问题的专家看来，入选世界农业遗产对青田的稻田养鱼模式应该会是一个促进。毕竟，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当地那些掌握农业遗产技术而又专心养鱼的人正在迅速地减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传统已经在一点点淡出他们的生活，稻田养鱼处于濒危状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龙现村的遗产秘密
龙现村位于青田县东南，是个远离一切交通干道的村落。
1999年，龙现村被国家海洋总局认定为中国田鱼村，村口有费孝通的题字。一片片的水塘分布在屋前屋后。那些未曾插秧的梯田也都注了水，就仿佛砌在山上的一层层水池。田里、塘里都是一尾尾鱼，或聚拢或分散。杨民康说，这个村子在稻田中养鱼已有近700年的历史。
龙现村现有农田396余亩，水塘140多个，具有得天独厚的养殖田鱼优势。村里人女儿出嫁，有田鱼(鱼种)作嫁妆的习俗，象征热爱劳动和致富。
按杨民康所说，村里最原始的稻田养鱼是一种粗放的养殖方式，只要将田鱼放入注满水的田渠中，任由它自生自灭。
除了食用及卖钱，村里也有人纯粹为了喜欢而养鱼。他们都是些年迈的老者。他们会将屋子用石柱支撑，然后将底部挖空，注了水养田鱼。有些鱼养了十年、几十年了，也就有了感情，不吃不卖。据村里人说，最老的一条鱼曾养了38年，重15斤。
杨民康的养鱼方式和他的祖辈们相比已有很多不同。他养的鱼越来越多，原始而散漫的方式被愈来愈多的技术所充实。
“放鱼一般在2月底。”杨民康说，要等田里水温在10℃以上了，才用生石灰对水田消毒。然后放入用盐水洗过的鱼苗，“要在一天的清晨或傍晚时放鱼苗，中午水温太高。”
放鱼之前，杨民康会先将田埂堆高，一般高出稻田50- 60厘米。他妻子伍丽贞就坐在家里用竹篾、枝条编织拦鱼栅。杨民康还要到山上捡些樟树枝、松树枝，把它们浸泡在稻田里，用来防治鱼体上生寄生虫。
伍丽贞是金华人，嫁到青田县之前根本不知道稻田里还能养鱼。她负责每天上午8点和下午3点用麦麸、米糠等天然饵料喂鱼，“龙现村很多人养鱼是不喂的，那些鱼就很小。”
伍丽贞喜欢看鱼在田里找食物，觅食时，鱼搅动水体，翻动泥土，“就像牛在耕地。”伍丽贞现在不用下地除草，而这是她以前最烦做的事，“那些猪毛草、鸭舌草不除去，它们就会和水稻抢夺肥料、地盘、水分和生长空间。现在好了，都给田鱼吃了。”
实际上，稻田养鱼的这种好处正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关注的：种稻结合养鱼可以提供宝贵的蛋白，对管理雨育系统的自给农民尤为如此。稻谷可为鱼类提供遮阴和有机物质，鱼类又可以为水提供氧气、吞食有害昆虫、有益于养分循环。
龙现村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村里依循一种古老的规矩，将这些溪水公平地分到每户人家的田里。水质差一些的就排到沟里或塘里。“水对稻米对鱼都很重要。就是因为青田的水质好，所以田鱼鳞片都是柔软的，可以吃。同样的鱼苗放到金华去养，鱼鳞就会慢慢变硬。”
在9月份水稻收割前后，杨民康会分批将田鱼捞上来。
除了出售鲜鱼，杨民康更多的是制作田鱼干。在溪水边，他有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间，专门用来烘制当地著名的特产田鱼干。杨民康说，做鱼干时，鱼要一剖为二，两片鱼肉要均匀。然后，在鱼肚里抹盐，腌制约10小时后冲洗干净、晾干；再用铁制筛子放在温度约50℃的炕上烘烤。炙热的烟火将鲜鱼烘熏到鱼骨松脆为止。熏制好的田鱼干色泽黄，鱼骨脆，是龙现村地方名菜“田鱼干炒粉干”的必备原料。
不安分的遗产持有者
在龙现村，一些稻田虽然蓄满了水，但看上去里面鱼并不多，有的只浮着几条鱼。杨民康说，“那些都是家中的老人没事养着的。这年头，年轻人不愿意再留在村里种田养鱼。”
天气好的时候，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坐在门口晒太阳。然后就是放了学后，孩子们飞奔的身影。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偶尔有些中青年人还是操着外地口音。“那些都是江苏、四川来这里打工的人。本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国了。”
杨民康说，由于历史渊源，龙现村是青田华侨的发祥地之一。在清末就有人去欧洲经商。而那么长的华侨史都是因为青田县穷，山多石头多，地本身不好种，年轻人就想着到其他地方去发展。当初的稻田养鱼也是因为水田面积有限，稻鱼共生可以节省空间。
杨民康粗略统计，全村50户，只有7户人家无人在国外。龙现村村委书记吴亮镕的统计是，龙现村现有人口765人，已有650多人侨居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种现状让胡瑞法感到忧虑。胡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也是此次参与申报世界农业遗产的中方主要人员。“世界农业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劳动力机会成本的问题。原来从事传统农作的人为了谋求更高的劳动力价值而改变先前的劳作模式，甚至放弃原有的劳动技术。”
吴亮镕有3个儿子4个女儿，现在只有小儿子和小女儿留在他身边。小女儿还是被他从西班牙召回来的，为的是帮他经营餐馆。吴亮镕的长子在奥地利，原先也是青田县的干部，辞职后去奥地利开餐馆。如今已在当地拥有了一套600平方米的别墅。吴亮镕骄傲地说，儿子家的一个客厅就能摆十几张圆桌，容纳100多名客人。
“没办法，要靠种田养鱼发家致富真的很难。”杨民康说。按照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一亩田只能产20公斤鱼，养1亩鱼需要1年，按活鱼1公斤30元算，农民养一亩鱼的收入也就600元。“而村里很多户人家只有几分田。”
方山乡政府宣传科的王志聪说，2004年，方山乡的人均收入是4703元，而其中通过卖鱼获得的人均收入是767元。当地没什么经济形态，农作物一般都是自己食用为主，所以这其中剩余的3000多元收入基本上都是侨资了，“实际上每户人家每年所获得的侨资远远要大于这个数字。你说，人们怎么还会有心思去养鱼？”
在龙现村，能看到一幢幢平地而起的小楼。吴亮镕的三层小楼就是其中一栋。小楼全部用大理石铺地，卫生间除了装上浴缸、抽水马桶，还在洗手池边安上了一个宾馆饭店才有的小便池。杨民康说，这些小楼的造价都在三四十万元左右，盖楼的钱都是家中亲戚从国外汇来的。
巨大的反差自然刺激着人们出国赚钱的欲望。杨民康说，自己也是个不安分的人。“我也曾办过出国，借了10多万，但最后没办成。”因为背了一身的债，老婆又怀上孩子，他才决定回家种田养鱼。
实际上，杨民康也有着自己的精明之处。在决定养鱼后，他向自己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推销村子里的田鱼，向他们散发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印着，“中国田鱼村养鱼大户杨民康”。他接到的第一笔订单是在2000年春节前，青田县一个农行行长问他要180斤田鱼干。杨民康说，他们村从来没有一次性烤过那么多田鱼，“4斤活鱼才能烤1斤鱼干。”之后，就经常有人来电话问其买鱼干，杨民康现在每天都烘烤着田鱼干，总会有人来找他买，每个月都卖出几百斤，每斤鱼干可卖70元。
“不能只卖活鱼，一定要活鱼和鱼干一块儿卖。”去年杨民康赚了4万多元，但他并不满足，因为和在国外打工的人们寄回来的数目庞大的美元、欧元相比，他认为自己挣得不算多。
胡瑞法认为，当地村民放弃传统的农作技术，出国挣欧元美元，农业遗产将在这样的状态中一点点消亡。棘手的是，这种状况又不能通过政策或法律加以纠正。政府不能通过强制手段阻止那些掌握农业遗产的村民出国。这为继续保留农业遗产带来很大的难度。
遗产现代化的争议
除了村民养鱼积极性的消退，农技现代化也正在一步步影响着古老的稻田养鱼方式。
龙现村村口一些田块的田埂已经浇铸上水泥。因为那些田地在村口，会成为游客的观赏对象。“水泥田埂，脚踩上去更塌实。”杨民康说，以前的田埂都是泥土堆起，鱼在田里会用嘴啄泥和泥里长出的杂草。这样的田埂每年要堆一次，不然就要漏水。
杨民康说，用水泥硬化都是“县里农业局的官”想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青田县农业局的技术员张强康就开始研究如何提高稻田养鱼的产量。他除了提出要硬化田埂，还要求村民给鱼投放饲料，用生石灰清塘，用盐水给鱼体消毒，原本贱生易长的田鱼被现代农技精细化对待了。
但在龙现村，也只有杨民康等少数几个农户会采纳农业局的意见。即使连杨民康都觉得，这些方法只适用于他们这些养鱼大户。对于那些不求产量，只是因为传统习惯而养鱼的农户来说完全是无用的。
现代农技对传统稻田养鱼改造更彻底的地方是青田县仁庄镇。仁庄镇是青田县100个欠发达乡镇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2003年，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派出科技特派员胡益民下乡扶贫。胡益民指导当地进行规模化养鱼，并帮助村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培育鱼苗的公司———仁芝源公司。田鱼的产量从每亩20公斤提高到每亩150公斤。每亩利润由350元提高到1500元。
胡益民的做法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他破坏了青田县稻田养鱼的传统模式，将放养野生的田鱼变成了商品鱼。“甚至县里领导一开始对农技现代化都有疑虑。他们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稻田养鱼需要投喂饲料。”胡益民说，农业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社会生产力，在保留农作生态的前提下，生产力必须提高，适应社会的发展。现在青田县荒废的田地越来越多，养鱼的村民愈来愈少，主要原因就是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产量上不去。而长此以往，传统的稻田养鱼必将消失。
究竟应该保护传统的稻田放养的模式还是改良后的养鱼模式，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教授也说不清楚，“世界农业遗产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还是首次，具体应该保护什么，怎么保护，政策如何配合，这一切都需要摸索和研究。”
胡瑞法说，从这次申报世界农业遗产的过程中流露出这样的一个细节。申报时，中国稻田养鱼系统选取了3个点，江苏、贵州从江县和浙江青田。江苏的稻田养鱼现代化程度很高，而贵州当地的瑶族则还完全停留在千百年前最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中。青田县龙现村是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最终，龙现村被评为了世界农业遗产的保护区。从这个选择来看，似乎这个农业遗产的评定标准和保护要求本身就在传统和现代间摇摆。
遗产的出路
胡瑞法正在为6月9日的世界农业遗产系统(GI鄄AHS)项目启动会暨龙现村挂牌仪式做准备。他说，此次申报世界农业遗产成功肯定会带动青田县当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胡瑞法还有个未成形的想法，他认为将来可能会在青田县建立一个稻田养鱼的博物馆，将稻田养鱼从传统到现代的方式一一保存下来。
青田县县委宣传部的夏龙江则证实，青田当年提出生态县和中国田鱼村这两个概念完全是从旅游角度出发，县里正在考虑如何利用世界农业遗产这块牌子来开发旅游资源，带动本地的旅游经济。
县里的官员也承认，目前政府对旅游开发并没有太多介入，只是由村民自己在开发。
杨民康目睹了龙现村整个旅游业发展的历程。“1999年，龙现村经国家海洋总局认定为‘中国田鱼村’后，来村子旅游的人就多了，可这两年的游客明显比过去减少了许多。”
2000年，龙现村成立了龙谷山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餐饮业，愿意入股的村民出1.5万元就能成为股东。龙现村村支部书记吴亮镕则开设了一个叫龙源山庄的餐馆。在他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中国田鱼村书记、浙江省旅游协会会员和青田县龙源山庄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现村邻村的邵山村村民杨则彬原在德国经商，2003年他在离龙现村千米之遥的山背处开设了聚龙山庄，一个带住宿和餐饮的两星级宾馆，共投资1000余万元。
方山乡政府宣传科王志聪说，按照乡里的估算，这些山庄每年的收入在二三十万元。
目前，只有聚龙山庄具备住宿功能，但往来的游客基本只会在村里停留用餐，真正留下住宿的寥寥无几。聚龙山庄的前台服务生说，宾馆的住宿业务一直在亏损，通常情况下都无人入住。宾馆营业1年，房间电话的外线服务都没有开通。山庄的餐饮业务还能正常维持，吸引游客来用餐的是田里的农家菜和山里的野味。他说话的时候，一条五步蛇就关在厨房的角落。
杨民康说，他对稻田养鱼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也存在着很大疑问，“毕竟这里除了稻田养鱼，也就没什么更特殊的景观了。而稻田养鱼多看也没什么好看的。”
龙现村稻田养鱼被评为世界农业遗产并没有让杨民康完全湮灭出国打工的念头。
杨民康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高中毕业。杨民康还是想着让她出国见世面。现在，杨民康安排她在青田县的酒店做服务生，积累工作经验，自己已经在为其办出国签证了，“今年她就应该可以出国赚钱了。还是出国好，毕竟在外面挣的是欧元美元。我自己老了，如果不老的话，我还是想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