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杜鹰
“工业反哺农业要经产业支持、收入支持两个阶段”
工业反哺农业，大体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应该是产业支持，而不是收入支持。这个阶段大体要延续到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30％以下，这可能需要15～20年。第二个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大体上解决了，那个时候反哺农业的政策就可以而且应该从产业支持拓展到收入支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旧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
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新时期农业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杜鹰就“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做了主题发言。会后，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转换阶段至少存在10年
《21世纪》：您在发言中提到，尽管我们理论上可以量化农业保护度的正负值，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很难准确地说出阶段转换的终始点。您认为这中间必定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既存在着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同时又存在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杜鹰：在过渡阶段，农业支持工业是逐步由强到弱，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是逐步由弱到强。而且我认为，这个阶段至少要存在10年。
在这时期内，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虽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已经取消，但对农业的变相剥夺仍然存在。首先是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的不平等还不会马上改变；再者就是过去低价拿农民的产品，现在是低价拿农民的土地。
有学者计算，从1953年实现统购统销到1978年，国家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提取了4000亿元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的国有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的约90％；而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20多年中，低价拿农民的土地，价值高达2万亿人民币。另外，低价使用农民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了，城市户口的人有福利，而农村户口的人没有。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家积极地推进农村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已经开始。比如，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后，转移支付仅去年新增部分中央财政就拿出300个亿；改流通环节的补贴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国家拿出116亿；还有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力度不断加大。
在2002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就提出，今后财政教育、卫生、文化新增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过去中央财政卫生开支的84％用在城市，16％用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了增量调整；还有近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六小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每年中央政府投入280亿。
所以在我看，必定有一个相互交替的阶段，两种政策趋向，旧的趋向逐步减弱，新的趋向逐步增强。从理论上看，这样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仍不能放松旨在破除旧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这个交替过程。
工业反哺农业要经两个阶段《21世纪》：您发言中讲到，对于中国来说，未来15～20年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现期，而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理解？
杜鹰：这得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现实说起。上个世纪后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标识就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从以往的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这个阶段的转换对农业发展意味着新的挑战。
在农产品供应短缺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源约束，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农产品的数量增长；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中国农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开始从单纯的资源约束转为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并存，这个时候农业不仅追求数量而且要追求质量，还要求食品安全和生态效应。资源约束导致农产品成本上升，需求约束导致农产品价格向下压，所以进入新阶段以后，农业的收益率客观上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再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国际竞争，国内农业基础的稳固面临着农业资源加速外流的潜在威胁。
另一方面，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城乡收入差别呈扩大之势。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慢于工业，两者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9倍，到2003年扩大到5.3倍。再加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摩擦和成本，都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所以，新阶段对解决“三农”问题既存在空前的机遇，也潜伏着很大的矛盾。就矛盾而言，最大的、可能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产业裂痕，就是农业支持不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社会裂痕，就是在加速工业化的社会转型中，转型的成本却只能由弱势群体来承担，而其中的主体部分就是农民。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不能不说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是高瞻远瞩的，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国家财政向农业农村倾斜。从将来一个时期看，这些政策应如何实施？
杜鹰：工业反哺农业，大体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应该是产业支持，而不是收入支持。这个阶段大体要延续到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30％以下，这可能需要15～20年。
这两种支持是有区别的。之所以说重点是产业支持，就是为了应对前面提到的可能出现的产业裂痕。
为什么不把收入支持列为重点呢？除了财力问题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低，是促进中国高速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源。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一条主线。以工哺农的政策不应减缓减弱这个主线。当然，对弱势群体、对贫困人口还要尽力给予支持的，要防止出现大的社会裂痕，只是我国还没有到全面补贴农民收入的发展阶段。
因此，要注意处理好以工哺农的公平目标与发展经济、转移劳动力的效率目标之间的衔接。这个阶段的中央财政一定要有重点，在产业上重点支持农业；在地区上重点支持中西部；在人群上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弥补他们承担的社会转型成本。同时，要努力提升财政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大体上解决了，那个时候反哺农业的政策就可以而且应该从产业支持拓展到收入支持。
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