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宣布，已与日本新日铁公司、韩国浦项公司达成2009年度铁矿石价格协议，粉矿合同价格下调28.2%；而在此之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钢铁企业也先后接受了力拓粉矿33%、块矿45%的降幅。
对于上述降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拒绝接受。中钢协强调，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应降到2007年的水平，也就是澳洲矿石降价45%，巴西矿石降价40%。
截至目前，中国与三大铁矿石巨头的谈判仍陷入僵局。
铁矿石谈判将如何收场？观点不一。有人坚持中钢协顶住直到获得更大折扣。也有人较为悲观，认为由于种种不利因素，比如，目前国内钢铁产量和钢价双双高开，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一路上涨，“两拓”联营，等等，中方最终将接受澳巴价格。
且不论这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的强硬和坚持，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铁矿石定价权。虽然中国是铁矿石最大的进口国，但在铁矿石定价方面，却一直很被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中国钢铁产业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企业整体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集中度低，在对外铁矿石谈判中没有形成统一口径，削弱了话语权。
话语权旁落，企业核心技术缺失是罪魁
钢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占GDP的比重约为8.8%。钢铁业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但弱点也清晰可见。那就是，直接导致了中国钢铁企业在面对铁矿石涨价时的被动局面。
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全年粗钢产量为5亿吨，消费需求仅为4.5亿吨；另一方面，特钢作为高附加值产品，其产量只占总产量的8%~10%，而在邻国日本，这一比率为25%。这就是中国钢铁业的现状：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高技术含量产品又大量依赖进口。
国内钢铁企业对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够，产品附加值低，缺少过得硬的拳头产品。当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问题并不明显，因为各类钢铁的需求都比较旺盛，市场接近于“卖方市场”。然而，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时，问题就会暴露，甚至严重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钢铁企业面临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双重挤压。面对压力，企业直觉的反应本应是缩减产能。然而，一直以来，中国钢铁业走的是一条“规模效应+低成本”道路，产能不足将严重影响企业获利。更何况之前为了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企业在设备等固定资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折旧费用已分摊到未来数年，无论生产与否， 高成本都不可避免。“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本应是我们争取话语权的核心优势，在此时却成为我们最大的劣势。
相比之下，日本钢铁企业因为产品有比较优势，当生产成本提升时，它们可以将大部分成本转嫁至下游国际买家。而缺乏技术含量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下家谈判时却无任何砝码，面对铁矿石的高价格，只能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
此外，缺乏技术优势也导致产业集中度低。在韩国，前三大钢铁企业占本国市场份额为89%；在日本，这一比率是67%。在中国，这一数值仅为15%，每家企业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但都不大，众钢厂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在所难免，而且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矛盾重重，市场严重扭曲。
在去年铁矿石现货价格疯涨的时候，拿到长协矿固定价格的大型企业只是转手倒卖，便赚取了丰厚回报。而现在，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大企业叫苦连天的同时，有报道称，已有38家中小钢企与巴西淡水河谷签订了今年的长协合同，以借此摆脱国内大企业对原料价格的控制。更有内地贸易商借机大量囤积铁矿石抬高价格，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混乱的市场，导致铁矿石谈判更加被动。
开放三十年，劳动力 没有换来新技术
技术水平低下造成的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抵御经济周期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仅存在于钢铁业，其他制造业和能源业都存在相同问题。
举例来讲，作为国内石油行业整体效率最高的中海油，每生产百万桶油所需员工数为269人，与国际石油制造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壳牌每单位员工创利能力是中海油的13倍，而英国艾莫科公司则为中海油的19倍。
当然，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不仅仅只是中国，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都在经历产能利用率低与去库存的艰辛过程。问题在于，由于国内的各个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缺少技术拳头产品， 竞争不过别人。因此，去库存化过程将比日本、韩国艰难得多。 再加之国内企业普遍的高运营杠杆与高负债，使得企业在遇到危机时进行的调整更加困难。如果把日本比做池塘里一条灵活的小鱼，我们则像一艘大笨船， 遇到危机时想转身谈何容易？
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打开国门，带着美好的设想——用劳动力换新技术、新知识。我们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好处当然是有的，不仅提高了国内生活水平，还积累了大量外汇。然而，我们贡献了劳动力，却没有换来想要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如今，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消费需求减少，我们与别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换来的一堆外汇，除了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泡沫资产外，能不能买来新技术呢？从目前的情况看，想实现这个愿望有点难，即使可以买，也只能买到落伍的技术或产品。这样的交易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国内消费，但只是增加了进口，是我们在花钱帮别国恢复经济。靠外汇换来的消费，并不能带来国内企业的起死回生，也不会降低失业率，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经济恢复，培植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企业是前提
在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企业面对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业内竞争者，都比以往宽泛得多。因此，拥有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将受惠于全球化，缺乏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则会因失去保护而步履维艰。这样的全球化竞争趋势，给了我们两点警醒：
第一，靠廉价劳动力及货币贬值带来的竞争优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会逐年走高，货币价值的低估也将遭受更多的升值压力。简单来说，全球化将加深“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所起的调节作用。
第二，出口与消费实质上是殊途同归。依靠调节贫富差距来刺激消费，只能是短期行为。全球化使得各国消费信息更加透明，因此，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同时获得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同，消费与出口同方向发展。而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则会受到更多排挤。我国现在呈现出的低消费、高出口、高投资，是由产业保护主义及内地企业缺乏技术优势所导致的。从中长期看，根本不可能出现出口降低而消费增长的情况。因此，现在甚嚣尘上的拉动内需、放弃出口的说法，从本质上看是错的。
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正是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的关键时刻。事实上，受惠于财政刺激的行业，不可能带领国内经济走出泥潭，我们唯有寄希望于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从1994年开始，日本汽车业的象征——丰田公司结束亏损， 1995年盈利能力增长94.2%，1996年增长48.8%，1997年增长16.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年中，日本的GDP增长分别为1.45%、2.16% 与2.18%。1990~2000年，在日本本土，规模不大但拥有世界顶尖技术的公司数不胜数。尽管日本金融系统出现了严重问题，但其实体经济丝毫没有被拖垮，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再如“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1998年前后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正是这场危机孕育了一个世界名牌——三星电子。三星电子依托其强劲的科研能力，在1998年结束盈利负增长， 1998年税前利润增长13.25倍，1999年增长3倍，2000年继续增长75%。受此影响，韩国GDP增长率在1999年恢复到9.48%，2000年为8.5%。同样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印尼，由于缺乏引领性的技术型企业，整体经济恢复则缓慢得多，1998年GDP增长率-13.13%，1999年仅回升至0.79%。
当然，经济转型与结构优化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伟大的、具备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出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对外谈判被动的局面在短时间内也将很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