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战略的设想，美国早在1991年就提出；1992年通过某种程序成为正式的国家战略。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下属的基础研究委员会生物技术研究分委员会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生物技术:新前沿》的长篇报告。报告认为,自从基因工程技术诞生后,出现了新生物技术。当今生物技术研究已进入“第二次浪潮。美国政府将重点把握四个领域的投资机会:①农业生物技术;②环境生物技术;③制造和生物加工;④海洋生物和水产养殖。四个领域的研究重点如下: 一、农业生物技术领域:1.继续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组进行测序...”
美国科学家和军方及时地认识到，转基因技术是一个有“矛”而无“盾”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系统。研发这武器的一方，合乎逻辑地产生了“生物国防”即自我防护的思考。在2002年和2010年，美国两次部署了全国性生物国防计划。
1. 生物国防
美国第一次在2002年部署生物国防时，强调的是控制有毒害性的生物物质（转基因工程用到的物质材料）和设备，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管理系统，基本的原则是“事前预防”和“事后报告”，搞清家底，并且将控制的组织系统和报告制度常规化。美国第一次生物国防部署在时间上紧接“911”之后，起因同911后美国国内发生的邮件夹带白色粉末事件有关，部分粉末被证明为炭疽病菌，曾造成过一定范围的恐慌；这些白色粉末把炸楼恐怖主义和农业生物恐怖主义直接连接在一起。一年后（2002-6-12）通过的有关法令，名称竟然是《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
美国的第二次生物国防部署发生在2010年7月2日，名称是“最优化布萨特安全管理法”。该法案对于目标是这样陈述的：
（1）一个有效利用BSAT而且强大的科学事业对于国家安全必不可少。
（2）安全措施的制定，需针对BSAT易于被误用、失窃和遗失以及意外泄露而导致风险这个特点。
（3）实施安全措施须在多部门间协调进行、在合法使用BSAT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间把握平衡。
这个法案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被动员的联邦部门数量达15个，在于指定农业部和卫生部这两个非军方部门作为“生物国防”行动的联席主席，在于赋予这两个非军方部门自行决定动员更多部门参与“生物国防”行动的更大的权力。法案签署当年（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为生物国防拨付的经费达600亿美元，超过了“沙漠风暴”这种中型军事行动的全部开支，而在这一年中并没有发生任何转基因生物技术袭击或布萨特泄露事件。在这600亿美元中，卫生部得到其中的60%以上；该法案还特别强调了“保护动物”；根据已知的信息，大规模使用转基因饲料喂养农场动物几年后，美国已经发生相当严重的动物生殖异常，某些农场母牛流产率高达45%。
2. 美国方面有关生物国防思想的演进
早在1994年06月，即美国批准转基因作物
商业化上市开始之年，在美国国防部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未来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来自转基因技术武器；相对而言，该类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都较容易，而发现和防卫该类武器攻击却足够困难。
因此，值转基因技术作物开始
商业化和上市之际，美国国防部十分郑重地请求国会密切关注和支持“反击转基因技术攻击”的国防安全科研。
1996年06月，美国国防部负责生物化学武器的部长助理办公室发表调研报告，说明：转基因技术有规模杀伤力、且已经可以充分地应用到生物武器和发动进攻；然而，目前的状态是，人们知道如何用转基因技术武器进攻，却不知道如何防御和治疗。在只有进攻能力、没有防御能力的条件下，转基因技术武器的威胁和危害就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强化以转基因技术武器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国防。
2002年04月，美国空军的“反击科研中心”的学者发表了题为“下一代生物武器”和“生物学战争风暴的集合”的科研报告。报告说，下一代规模杀伤武器主要是基因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食品作物，而应用转基因技术武器所搞的“黑色生物学”的战争可能已经开始。
2003年06月前后，美国卫生部和《自然》杂志分别转发了欧美专家合作的题为“阳光灿烂·转基因和生物武器”的科研报告。该报告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俄国两大阵营的生物武器发展，从社会生活角度阐明了转基因技术已经具备成为规模杀伤武器各种可能可行的事实，说明，该规模杀伤的特征是“静悄悄的死亡”，即可通过转基因食品作物直接作用于人类，或通过生态破坏等间接作用等手段，使某区域的（甚至某国全国的）居民不知不觉地、缓慢地、一个个或一批批地患上不治之症或发生生理异常、从本代开始或从遗传后代开始死亡。
2011年05月，美国国防大学学者发表了题为“生物战争中的转基因作物武器分析”的报告，其中说：转基因食品作物的
商业化，使转基因技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成为“市场便宜货”，一个中学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和使用转基因武器，因而使“转基因作物威胁”（GMO-THREAT）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大问题；与此同时，转基因食品作物的
商业化使相关安全防务变得越来越艰难。报告提出建议：要落实生物国防，就需要从基础建设开始，实施必要的改善改革，例如从监测框架开始，以防务意识为中心，强化转基因技术及其各种作物产品的危害风险的监测。
3. 简评
美国的生物国防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防御、是自保。“敌人”在哪里？有能力对美国实施生物打击的国家、有意图对美国实施生物打击的敌人是谁呢？似乎没有。第二次生物国防法强调指出，要“在合法使用BSAT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间把握平衡”，由此推论，“失衡”就相当于“被打击”——自我打击。美国军方和科学界把问题看出来了，但是布萨特自我攻击的性质和危险，不一定能被这两次生物国防部署改变。
二、 小结
转基因的生物工程育种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在农学家面前展现了一个美妙的梦境：在实验室里工作（而不是在试验田里工作），找到一个好的“功能”基因、把它插入目标农作物，在极短时间内“育成”新的农作物品种，获得梦寐以求的优良性状——农作物育种本是漫长、细致、无法预计结果的艰苦劳动。现在竟然可以越过自然界设置的一切障碍，随心所欲地、快速地制造出新的物种，面对这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那诱惑力是难以抵抗的。
但是，如本文所指出，虽然今日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来势凶猛，其理论基础其实已经崩溃；由于理论过时、更由于生命科学的极端复杂性，转基因技术应用在本质上极不安全。当资本的利益超越对大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关注、当技术专家冒充科学家掩盖安全隐患并成为合法主流时，转基因技术产品（食品饲料）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保证的。在虚假的安全性借口下，在一个错误的农业技术路线引导下，我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已经偷偷摸摸地把转基因农作物种遍了大江南北，把转基因食品放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餐桌上。这个错误必须纠正，越早越好。坚持错误，会导致错上加错，拖延得越久，越难以采取纠正错误的行动。
最新的生物科学发现向我们表明，转基因技术农产品即使“无毒”也可以有害；微小核糖核酸的特性，为基因武器找到了最隐蔽、最有效的发射方式。
转基因生物技术更易于用来制造生物武器，试图用它来开发农作物新品种、作为食品、饲料长期使用而不造成危害，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妄想。
面对来自国际生物技术跨国巨头的难以抗拒的强力推动，鉴于中国的转基因生物正在无规则地滥开发，转基因农作物已经大面积非法种植、泛滥、失控，转基因食品已经大规模违法
商业化并失控，现在在我们面前可能还有效的选择是：（1）立即在法律上停止一切农业转基因产品的不合理的合法性（食用油、大米、玉米、蔬菜、水果、土豆，等等），禁止一切转基因食品（包括加工食品和添加成分）在任何虚假的安全性借口下上市和销售，（2）叫停一切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性项目的推进，停止一切转基因食品的
商业化计划（特别是水稻和玉米），所有的大学、所有的科研机构无一例外；（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停止执行，资金立即冻结；（3）立即部署生物国防行动；立即着手调查生态安全事件和人类/动物伤害事件；（4）扭转错误的“化学化加转基因化”的农业技术路线，回归八字宪法和生态平衡的正确路线。
当务之急，是立即彻底禁止转基因农业技术在中国
商业化应用的合法性——不是只禁一时，而是要禁久远——因为转基因技术安全使用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存在，即使在可见的将来，同样也是希望渺茫。从大众长远健康、从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这个最高原则出发，中国应该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农业不会走转基因化的技术路线，至少在现在决不用转基因技术路线替代传统农业技术。至于久远的将来，那总是要后人自己去决定的。
在美国的“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和紧锣密鼓的“生物国防”行动部署面前，中国农业如果还要坚持走转基因技术“三驾马车”道路（植物纤维棉花、主粮水稻小麦、饲料作物玉米三大类农作物全部转基因化），那么中国农业的确能够很快实现全面的真正的转基因化——国内外利益集团已经各就各位——并且从此永远转基因化。一条道走到黑，不会再有另外的可能。
这必定是一条走向毁灭的单行道、不归路。（本文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