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北京论坛第八届年会分论坛上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稳定，成为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基础支撑，在未来五到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进口国。
这一判断乍听起来令人惊讶，但如具体分析，则不难理解。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统计口径中，粮食作物包括谷物（稻谷、小麦、玉米）、薯类和大豆。近五年谷物的进口量基本稳定在300万到500万吨左右，不到我国谷物产量的1%，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口的2040万吨峰值，以及本世纪初粮食产量锐减背景下出现在2004年的975万吨。
然而大豆却是例外，在这几大品种中，大豆的自给率一直保持最低，自1996年从美国、巴西进口大豆开始，我国便由历史上的大豆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至去年已突破5000万吨，占全部粮食进口量的80%。
除大豆之外，另一个进口数量增长较快的品种是玉米。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进阶，作为畜禽饲料粮的玉米在国内市场需求渐增，并且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将本国生产的过剩玉米作为生物燃料的原料进行深加工，这两大需求都造成玉米在世界市场价格走高。
至于小麦和稻谷，则是我们最不必过度担忧的两大品种。全球小麦可贸易量占总产量的20%以上，主要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出口来源。相比而言，国际市场上的稻谷可贸易量仅占全部稻谷产量的5%左右。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口粮，稻谷可谓是这些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稻谷产量的90%以上，但他们往往自给自足、自产自销，能有“余粮”拿到世界市场上来销售的往往是发展中小国。例如，尽管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生产的稻谷产量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却是泰国，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则是菲律宾。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进口国，是我们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因应国内供求关系的变化，调节粮食市场价格的客观产物。这种进口的更深层原因，则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比如，耕种一定数量的粮食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土地、水，则进口粮食就相当于节省那么多的土地、水。以机器、资本替代劳动力，这正是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的典型特征。
只不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显然有其限度，由于体量庞大，总难免陷入“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的贸易陷阱。按照可比口径对比，我国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约占世界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多一点。目前全球年粮食贸易量仅相当于中国年粮食消费量的四成多，依靠大量进口解决粮食问题显然很不现实。
大国的这种孤独处境，人们往往鲜有体会。1986年，世界银行在题为《贫困与饥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选择》的报告中乐观指出：“世界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利用，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只要他们有钱买得起，就可以进口。而许多贫困国家和千百万贫困人口不能分享丰富的食品，他们的食品没有保障，主要是因为没有购买力。”换言之，由于对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绿色革命）和自由贸易的充分信念，各国都把消除粮食危机的重点放在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上，而不再认为粮食生产本身是一个问题。
但粮食供应充足、粮价稳步走低的格局在1990年代后发生重大逆转，直到2008年全球性粮荒爆发。在国家利益面前，埃及、印度、越南、巴西、印尼、泰国先后实施了对粮食出口的限制性政策。历史启示我们，不能无视全球粮食贸易规模的有限性及其体系的脆弱性，纵使财大气粗，却可能有钱无处用，应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和维护粮食安全。
十年前的“入世”之初，人们在惊呼“狼来了”、争论如何“与狼共舞”时，农业是被频繁提及的几个幼稚产业之一。十年过去，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基本经受住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粮食产量实现了罕见的“八连增”。
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好在目前我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粮食进口的操作空间依然比较充裕，用好用足这一段粮食生产的“黄金机遇期”，不仅有助于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增强联系的过程中校正我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也有利于我国在粮食安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结构由粮食型向肉食型嬗变的过程中平稳着陆，促进粮食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步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预定目标。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