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n），在比较了国际价格后，给出了一个数字：1.5万元以上。而在非洲，一亩地大约值500元。“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有那么大意愿去非洲购地。”
上周，布劳恩在北京接受了CBN专访。
布劳恩对CBN记者说，虽然媒体大量报道金融危机，但这不能掩盖粮食危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谈到粮食危机的应对方案时，他认为，应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持国际粮食贸易不受出口限制政策的制约；建立“粮食中央银行”实现粮食储备在危机时的跨国调配；通过严格的管理谨慎规划非农用地、保护耕地；呼吁增加对农地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对跨国投资——比如中国的海外购地——持欢迎态度，但同时需要尊重当地习惯，采取合作途径。
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联动”
CBN：最近两年来，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布劳恩：随着收入增长，粮食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粮食供给增长缓慢。很多粮食，特别是玉米,被用于生物能源，特别是在美国和巴西。
有些人说粮价和投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认为投机在先。投机对粮食价格波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粮食市场有两类商人：商业交易商（commercial trader）——那些确实需要粮食的企业，用于制造食品。非商业交易商(non-commercial trader)，买卖只是为了赚取差价。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例，2006～2008年间期货交易急遽上升。多数增加的期货交易来自投机。主要原因是房产市场变糟。
金融市场稳定、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三者紧密相关。冷战结束以来，金融繁荣与稳定指数和粮价指数相关性高达0.65，说明二者关联度很大。当然，到底哪个驱动哪个，其中机制还需要研究。
CBN：金融危机到来后，粮食危机谈论得少了。你认为，粮食危机结束了，还是只是被金融危机掩盖了？
布劳恩：我要强调的是，粮食危机根本没有结束。目前，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并存。虽然金融危机到来后，国际粮食价格有大幅下降，但是在很多局部地区，情况并非如此。在很多国家，粮价并没有下降。在埃塞俄比亚，粮食价格在去年升高之后一直保持高位，而在尼日利亚是在高位波动。从这个角度看，价格一直没有下来，对粮食安全影响显然很大。
媒体与现实是两个视角。为什么现在听到的都是金融危机的消息呢？我想，这和媒体报道有关。金融危机影响的是富人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群对媒体具有主要影响力，自然，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会得到更多读者或收视率。西方媒体，对非洲的粮食危机兴趣不大，报道不多。
不管怎么样，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联动的。粮食价格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加剧、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银行利率提高、投资方向改变等连锁反应，这之间也互相作用。
CBN：美国目前有9000万吨玉米用于生物能源，这一数字可能增加。这对粮食安全会产生什么影响？
布劳恩：美国通过对农民实施补贴和低价能源政策，补贴了富裕的轿车驾驶者，但是这相当于对贫穷的玉米消费者“收税”。这对粮食安全影响很大，风险性很大。生物能源提高了粮食价格。另外，由于玉米是饲料，因此也推高了肉类、乳类和其他日常食品的价格。
玉米用于生物能源是去年粮食价格高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根据IFPRI的模型，占了30%左右。去年，我要求美国至少在粮食大幅上涨期间停止生物能源，因此美国人对我很愤怒，在参议院抨击我。当然，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像布什政府那样对玉米作生物能源如此热心。美国人开始听（我的意见），但是还不是很多。
“粮食中央银行”
CBN：解决粮食危机有何良策？
布劳恩：国际上的货币流动非常畅通，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通过这些机构能够筹集资金。当前，粮食问题主要是风险上升和贸易不畅带来的。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建立国际粮食储备机制以解决粮食问题：第一，需要建立一个“粮食组织”，包括G8+5以及越南、泰国和阿根廷等不在这一范围内的粮食出口大国，理所当然要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粮食生产大国。第二，需要有一个秘书处做日常工作，充当“粮食中央银行”，像中央银行那样发挥作用。第三，需要有一个研究机构作研究跟踪形势，提供政策建议。
由“粮食组织”决定，在哪里开仓或收储。并不是将粮食囤积在一个地方，而是每个国家如中国、印度等保持自己的储备，像IMF那样根据储备数量拥有“粮食席位”。一旦发生情况，比如，非洲发生大饥荒，而某国手头有粮食，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将粮食储备转移到非洲。这是可行的，并不是革命性的全新想法。
我们没有试图完全抹平粮食价格波动，只是希望避免大幅度波动，避免饥荒。
CBN：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有类似地位。你提议的新组织，是否具有类似IMF投票权式的组织形式？
布劳恩：这个粮食组织的成员数量将有别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它将比IMF小得多，大约只有15个。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应对冲突。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成员数量太多，效率比较低、难于沟通和建立信任。就像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人能更好地增强彼此的信任。因此，我不建议通过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或IMF来做这件事。
CBN：这个建议有没有实现的机会？
布劳恩：目前，这已经不止是学术建议。G8+5峰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有益的提议。峰会决议认为，这应交给适当的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我们IFPRI正在做这件事。
中国应严格规划管理土地用途
CBN：中国对耕地的保护非常严格，至今执行“18亿亩红线”政策。不过，与此同时开始了土地流转。你认为这些举措对粮食安全有何影响？
布劳恩：对粮食安全来说，一个有效率的粮食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土地使用方面有重大变化。我注意到，现在转租等方式非常多。
另一方面，非农土地使用必须非常谨慎。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土地用途的界定非常明确，管理非常严格。这一目的是既要管理市场，保持资本在农村，又要防止土地集中，因为土地集中伤害穷人权利。我认为，应该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制度，按规划使用非农用地，防止土地集中。
在世界范围内，土地价格增长非常快。在非洲，现在一亩好地大约500元人民币，巴西是2000元，乌克兰是3000元，德国是1万元，印度是1万～1.5万元。当然，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归农民。不过，中国的土地价格至少与印度相当，很可能高于印度，也就是说高于1.5万元/亩。这让我们认识到土地的价值。
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土地权利的界定与买卖。一方面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贫困农民的生计。这两点要平衡好非常困难。土地转租买卖要建立在土地管理基础上，即土地用途必须要严格按照规划管理。总体上说，中国土地政策走在不错的方向上。
合作：海外购地的替代途径
CBN：你对中国企业海外购地尤其是在非洲置地，有何评论？
布劳恩：非洲粮食增产需要知识、投资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非洲国家欠缺的。非洲农业急需稀缺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称非洲农业为“半封闭型”——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农户，没有能力为更大范围提供粮食。这样，风险非常高。只要天气变化，昆虫入侵，就会有饥荒造成死亡。因此，需要引入市场（指贸易）和投资（指购地）。这将更安全、更有生产力、更维护穷人利益。非洲有有价值的土地，而中国没有额外土地；中国有闲置的资本。
中国企业的资本与非洲土地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占用５０００个农民的５０００公顷土地搞大种植园；另一种是与５０００个农民合作，每个农民耕种自己的一公顷土地。我想，后一种方式的产出与大种植园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替代途径。
不过，非洲需要在卖地问题上谨慎。IFPRI在我的牵头下，对跨国土地买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土地买卖要透明，要使当地农民有知情权，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买卖。第二，要尊重当地风俗和传统权利。第三，新购入土地上的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原则。第四，生产出来的粮食应该在本地进行销售，而不是拿来出口，尤其是有饥饿状态出现时要禁止从非洲出口粮食。第五，要与当地投资者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建立一种共同所有的概念保护当地权利。
气候变化将使中国水稻减产15%
CBN：未来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将会面临哪些威胁？
布劳恩：气候变化将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很大风险。世界范围内，农业（包括种植业和林业）占了总碳排放的31%。根据我们的模型，气候变暖将使中国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以水田为例，到2050年，中国南方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水稻产量将下降5%以上，其中，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福建、浙江和山东部分地区的水稻将减产25%以上。不过，黑龙江和新疆部分地区将辟为新的水稻产地。这仍然会使总体减产15%以上，并且给基因库带来不可预测的改变。
目前，农业仍然是碳排放大户。但同时，农业也是解决方案，造林和更好地使用土地能改变（碳排放现状）。农业必须列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农业需要更多投资、更多刺激减排研发的手段以及对土地使用和土壤变化更多的监督与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