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饱受煎熬，这次给他们带来不适感的是更为要命的粮食。2008年4月17日，全球基准的泰国中质大米的指示性报价达到每吨950美元至1000美元区间，而在今年3月之前，这个价格仅为330美元左右。
大米价格上涨只是2007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疯狂上涨的一个延续。在去年，另外几种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和大豆，均出现了80％左右的涨幅。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中国的粮价却异乎寻常的平稳，甚至在CPI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依然我行我素。目前，中国普通粳米的批发价每吨不到3000元人民币，与国际市场上7000元左右的价格相差一倍有余。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早已打通，商品价格与国际接轨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候粮价的背离走势无疑是耐人寻味的。了解这一背景的中国城市居民，在享受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低粮价时，难免不心存忐忑：明天我还能吃到这么廉价的大米吗？这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中国食用油价格已经跟随国际市场价格出现了暴涨的行情，粮食会紧随其后吗？
中国缘何“免疫”
在过去两个月，粮食危机已经表现出类似于金融危机和禽流感的极强的传染性，在一个地区爆发之后，它会迅速蔓延扩大。起始于菲律宾的粮荒，已经在整个东南亚，甚至非洲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但是这一危机却并未传导到中国，是什么让中国具有这样的免疫力？
美国农业部制作的“世界大米生产、消费和库存”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泰国稻米的产量是1860万吨，自己消费却只有960万吨，这意味着它有接近一半的数量要出口，越南、印度和埃及这些传统大米出口国情况也与此类似。这些国家的出口量占据了全球大米贸易的2/3。所以当这些国家同时削减大米出口时，国际米价必然应声而涨。
与此同时，中国2007/2008年度预测大米产量为1.295亿吨，而同期消费预测为1.27亿吨，几乎是1比1的关系，供需基本平衡还略有结余。过去几年的数据反映的情况与此类似。
“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地都是在中国，自给率基本上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大米价格相对比较稳定，而且调控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位粮食系统人士对《新世纪周刊》说。
他同时表示，中国的粮价既不会同东南亚市场挂钩，也不会像油料作物和食用油价格一样，与世界市场同步上涨，原因在与这二者不同的消费特点。
2007年，国内外植物油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在生物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平衡关系发生改变。同时，美国、中国等大豆主产国产量低于正常水平，国内外植物油价格出现暴涨行情。由于国内植物油需求量的60％靠进口油脂油料满足，国内的植物油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国际市场融合在一起。
而在国际市场上，粮油定价权基本掌握在期货市场手中。他们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影响中国粮油价格，大致逻辑是：全球粮食减产——全球粮食库存下降——对冲基金推高农产品期货价格——国内期货市场农产品价格走高——最终传导至现货市场。
国内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小麦期货品种，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玉米期货品种，因为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的趋同性，这两家交易所的相关期货合约也有了相当大的涨幅，以郑商所的小麦701合约(2007年1月到期)为例，8月14日开盘价1448元，12月13日则飚升至1615元，涨幅11.8%。
“但是对于小麦而言，小麦消费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期货市场成交的数量，这与大豆等正好相反，我国大豆的产量要远远低于成交量和持仓量，所以微量的期货和持仓并不能撼动小麦市场的运行轨迹。”上述粮食系统人士说。
而中国的大米则与世界市场联系更为松散，每年几十万吨的进出口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国内大米市场的定价权仍在我们自己手中。”北京玉泉路粮油批发市场信息部刘敬亮说。
强悍的政府之手
在中国粮食系统的官员看来，现在还没有到为中国粮食供应问题发愁的时侯。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在3月初就表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和市场供应都很充裕，他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
政府部门这样的表态，源于其对粮食库存的信心。中国的库存数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秘密，官方没有公布中国粮食库存数据。但有意思的是，中国两位总理朱基和温家宝都曾在公开场合“非正式”地透露出中国的粮食储备数据。2002年3月5日的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朱基在回答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的提问时提到：“全国粮食库存有5000亿斤（2.5亿吨）”。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披露，国家现有1.5亿吨到２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2003/2004年度以来，中国历年的期末库存（产量减去消费后的数据）都为正数，这意味着，中国粮食库存应该是每年都略有增加。
一般而言，在影响供求关系变动的各种因素中，库存与粮食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价格上涨→涨价预期→增加库存推动需求增长→助涨价格，价格下跌→跌价预期→减少库存推动供给增长→助跌价格。但是，中国粮食市场存在例外，这源于中国独特的粮食储备和调控体系。
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老百姓的民间储备。从2005年开始，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防止“多收三五斗”的情况出现，国家出台了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政策要求，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要求国有的、地方的粮食企业和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
“由于近年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国内的库存比较大，中储粮也每年在更新粮食，所以出台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得农民能够以相对合理、相对高一些的价格来出售粮食，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上述粮食系统人士表示。
然而，这一政策却无心插柳，成为国家调控粮价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低收购价使农民手中的粮食储备得以集中，变成了国家的临时储备。以小麦为例，2006年国家首次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当年国家在小麦主产区累计收购托市小麦数量达4121.8万吨，2007年国家再次在小麦主产区收购托市小麦4217.3万吨。
这意味着国家又掌握了大量的临时储备，这些储备在调节市场价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2006年开始，国内粮食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有走高的势头。这时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粮源，即靠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临时储备粮，这些粮食通过拍卖的方式投放市场，起到了增加供应量的作用，使得谷物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也使得国内需求得到满足。
“全国一个季度的小麦消费也就2000多万吨，而我们最多一次投放市场的小麦达到了1000多万吨，价格很快被稳定住了。”一位从事粮油拍卖的人士透露。
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依靠在粮食交易市场公开拍卖最低收购价小麦、稻谷，成功维持住粮价稳定。“在小麦和稻谷市场里，市场的力量逐渐在减弱，基本转为政策市了。”
如何持续
但目前看来，这一调控体系尚难称完美。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指出，现有的粮食调控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这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调控政策被认为是一个CPI和农民利益妥协的产物，对比现在CPI飞涨而粮食价格异常平稳的局面，让人无法不对农民利益问题产生关注，也对这种调控政策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蓝海涛博士正在从事有关农业补贴的课题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传导到化肥，以及人力成本上升，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很大。
王晋是一家农化资料公司的湖南销售经理，从2007年底开始，化肥价格一路上涨，到今年4月，有些品种的化肥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随着化肥价格的高涨，农民都开始观望起来，大家都期望过高的化肥价格可以降下来。事实上，也没有农民买得起如此高价的化肥了。
“现在上游供货价格涨得太厉害，结果下面的农民买不起，公司在化肥这一块的业绩只有往年的一半不到。” 北京新禾丰农化资料有限公司湖南销售经理王晋给《新世纪周刊》算了一下：“价格涨得厉害的是钾肥，已经涨了1倍多，从去年的1900元/吨涨到了现在的4000元/吨，都翻了一番了；尿素从去年4月的1500多元/吨涨到了2800元/吨，涨了80%多；磷肥涨了将近40%，复合肥也从去年的2800元/吨涨到了4000元/吨。”
而农民也因为化肥价格上涨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农业生产急需使用化肥，另一方面高企的化肥价格又让农民望而却步。
湖南省平江县庙铺村农民李广义几年前从双季稻改种了单季稻。他表示，相对来说种单季稻收入更多一些，因为单纯种植两季水稻收益太低，改种单季稻以后可以多出不少时间，用来打工、喂猪、养牛、养鱼、种植蔬菜等，收益都比种植水稻高，如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每日报酬在60元左右。
“种田是一个农夫的本分，可现在种田确实很难生活，看到当地很多田地荒芜，总觉得很痛心。”李广义对《新世纪周刊》说。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一些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双改单”的情况，而且抛荒现象在一些地区十分多见。据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福建、海南9个早籼稻主产省1513个农户的成本收益情况调查，尽管2007年早籼稻种植收益明显提高，早籼稻亩均成本520.56元，但机会成本增长速度超过水稻种植收益的增长幅度，种植比较收益仍呈下降趋势。
这样的苗头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在2月8日已经调高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基础上，再次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最低收购价水平调高4～10％，并提出粮食综合直接补贴亩均提高135％，小麦、玉米、稻谷良种补贴范围扩大致8.8亿亩等十项加强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措施。
这些措施需要政府在今年预算对“三农”投入5625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
“之所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次将今年的最低收购价水平提高，是因为当前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因素在增加，一些问题还十分突出。”尚强民说。
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种粮热情不高的局面尚有待观察，但是面对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国是否仍然以体内循环、政策调控的方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尽管这种方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还是逐步寻求更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