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2%、美国20%的玉米和巴西50%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欧盟65%的菜籽油、全球20%豆油、东南亚30%的棕榈油用于生物柴油！短短几年之内，如此高比例的糖类和油料作物被转入能源产业，自然推动了其价格暴涨，而高价格又推动它们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夺土地，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讽刺的是，生物燃料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当初其倡导者所宣称的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产品的高价格优势农民将大量土地从草原、沼泽和森林改变为农场，大大增加了碳排放，并恶化了环境。据美国《科学》杂志2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生物燃料在最终燃烧环节上相对化石燃料所减少的每一公斤碳排放，便相应地因改变土地用途而增加17到420公斤碳排放。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环保组织十几年的奔走呼吁、元首们一次次峰会、各国议会激情洋溢的辩论、上千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数十亿人民的口粮紧缩，换来了与所有这些努力恰好相反的结果——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增加。今天，在高价诱惑下，玉米正在侵占美国的草原，甘蔗和棕榈树正在吞噬着亚马逊、印尼和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而在中国，十几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和政府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本已开始从山地、湖泊和沼泽退却，但持续的高粮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逆转这一良好趋势。
对于生物燃料带来的粮食危机和环境后果，学术界几乎没有争议，而在政治家中，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报告前两周，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也发布了题为《生物燃料是可持续的吗？》的研究报告。但是，真相的揭露和认识的改变能否导致政策的纠正？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投入，围绕生物能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那些已经投入巨资并享受优厚待遇的生物燃料企业，那些尝到了农产品价格暴涨甜头并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农场主，那些靠宣扬生物燃料的环保优势赢得选票的政客们，将团结一致保卫支撑着该产业的能源政策。
不出所料，EAC的报告刚一发布便遭到激烈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专员(可笑的是一份泄密的欧盟报告表达了与EAC相似的判断)，接着便是英国农场主组织、欧洲生物乙醇燃料协会和欧洲生物柴油理事会。
当然，即使没有政策推动，高油价也会催生生物能源，但规模不会如此巨大，速度不会如此迅猛，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即使在事关全球环境这样的事情上，政府也并不天然地比市场更加有效。所幸的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生物燃料产业起步较晚，规模尚小，还没有成为政府决策的大包袱，在未来难以回避的转向中也许损失会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