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出口规模而言，粮食产品在中国庞大的出口中所占份额甚微。2007年1～10月，中国出口总额9858.45亿美元，谷物及谷物粉出口额不过17.8505亿美元，仅占0.18%。
如此小规模的出口待遇调整之所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背景是世界性的粮食市场紧张，通货膨胀跃居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这一系列措施正是意在调节粮食的进出口量，平衡国内供求关系，防止进一步的通货膨胀。
取消退税的国际背景
2007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从统计数字来看，2007年11月份CPI同比涨幅达6.9%，已接近1996年底的水平，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6%。显然，此轮CPI的高涨，食品类价格轮番上涨和成品油调价的扩散效应是其主推力量。这令中低收入阶层尤感压力沉重。
而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涨幅是在中国2006年粮食丰收、2007年夏粮单产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出现的。从2004到2007年，我国粮食产量逐年增长，是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增产，打破了“两增一平一减”的传统周期。而出现粮食产量与价格同步上涨这种似乎背离价格规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变化、粮价上涨吸引我国粮食产品出口激增。
从国际市场的情况看，2006年世界粮食减产1.6%，其中谷物减产2.1%，小麦减产5.2%，粗粮减产1.1%，粮食需求则增长1%，导致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等粮食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在国际市场粮价快速上涨的吸引下，2007年我国粮食产品出口激增而进口锐减。例如，去年1～10月，谷物及谷物粉出口840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0.9%；而进口仅为129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58.6%。一出一进两项相减，导致谷物及谷物粉净出口量从2006年全年的246万吨猛增到2007年前10个月的711万吨，即2007年前10个月净出口量比上年全年还多189%，同比增长451%之多。
同时，因为全球主要粮食储备水平大幅度降低，小麦储备2007年减少11%，仅够世界人口12周消费（在2001～2005年间该项指标为18周），为1980年以来最低，玉米储备仅够6周之用，因此，世界市场粮价上涨压力仍然相当大。
在此背景下，我国决策层选择了减少粮食产品出口激励，同时加大采购进口的力度，如2007年11月至12月国家采购40万吨豆油并免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希望由此增加国内粮食市场供给，缓解粮价上涨压力。
缓解粮食紧张的外贸策略
应该说，这些措施有可能缓解我国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紧张状况，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眼光过于内向，即使是外贸政策调整，着眼点也是让国产农产品更多地留在国内市场，增加国内供给，而没有对增加国外供给给予足够注意。
须知2007年并非我国粮食净出口量最高的年份，2002、2003年我国谷物及谷物粉出口量分别高达1197万吨、1987万吨，因此，指望依靠消除2007年的粮食净出口来根本改变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基本面，并不现实。而且，迄今我们采取的措施过分被动，仅将粮食市场动荡视为需大力应对的挑战。事实上，这也可能成为我们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因此，除了已提出的措施外，还可以从督促落实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第十二条、推进海外农业开发两个方面做些工作。
一方面，可督促落实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第十二条，积极推进国际经贸规则演化。
粮价上涨压力之大，不仅在摩洛哥、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引起了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甚至在富裕的意大利，消费者也在2007年9月13日发起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抗议意大利面涨价。为了应对这场粮食危机，不少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措施。如，阿根廷于2007年12月初暂停出口小麦，以评估严寒天气带来的损失；印度政府担心大米短缺，已对出口实施限制；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税措施，对小麦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放宽对肉类产品的进口限制。
但是，世界粮食市场动荡的关键并不是粮食总量不足，而是粮食分配不均，这些措施可能进一步恶化粮食分配不均，加剧国际粮食市场的动荡。因此，作为一个正力图在国际经贸领域赢取越来越多话语权利的大国，中国有必要提出规范各国粮食市场保护措施，避免在恐慌性的集体行为逻辑下导致发生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在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内部提出强化对粮食出口禁止和限制措施的约束，督促落实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第十二条，通过多边会议等方式推动世贸组织成员方就此达成共识，从而为落实和发展国际经贸规则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长远来看，尽管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受益匪浅，但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也日益痛切。因此，中国需行使其WTO成员国的合法权利，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相应地，中国财经外交的主题将逐渐从“与国际惯例接轨”向“推动规则演化”转变。而在这个竞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能否化蛹为蝶，则取决于中国推动规则演化的努力究竟能否成功，取得多大成功。为此，应积极主动抓住机遇。
另一方面，可化粮食市场危机为海外农业开发契机，推进海外农业开发。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帮助别国提高粮食产量就等于间接增加本国粮食供给。在国际市场粮食短缺之时，作为一个拥有较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大量劳动力可供输出的国家，我国若能够通过海外农业开发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缺粮国家增加粮食生产和出口贡献一臂之力，也是双方共赢乃至造福全人类之举。
以非洲为例。不少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但粮食不能自给，如安哥拉2001年粮食缺口57%以上。中非农业合作历史较长，中国农业专家在非洲享有良好声誉，农牧业和食品又是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等众多非洲国家政府强调的外国投资头号优先领域，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合作发展潜力较大。
在具体方式上，鉴于大规模农牧业开发项目需成熟的运输、流通、仓储等体系支持，而非洲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多数大型农场经营也并不成功，中型农场则相对成功得多，因此，应鼓励中国农垦企业、民营企业在合适的非洲国家购买土地进行滚动式综合农业开发，建立耕地面积600公顷左右的中型农场，中资农场在地域上联成一片，以便建设共用基础设施。第一步是输出管理、技术和部分劳动力，通过连片开发非洲农场，可以带动中国农业机械、种子出口。在种植业经营成功的基础上，依托农场逐步建立农机修造、农产品加工企业，滚动发展，最终奠定中国资本在非洲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地位。
我国政府已承诺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就我方而言，我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正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而且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高度依赖外需转向内外需并重，贸易政策取向正在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我国企业需关注其中蕴藏着的商业机会，即到这些国家投资生产国内需要的受惠商品，然后输往国内。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在非洲的农牧业开发，除粮食作物及咖啡、棕榈油等常见经济作物之外，还可发展特种动物养殖业。
除非洲外，东南亚、俄罗斯、中亚、巴西、阿根廷等，都是我国推动海外农业开发的潜在合作伙伴。而这些东道国也将在与中国的农业开发合作中获益。
正确定位反通货膨胀政策
严防通货膨胀将是我国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而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须充分认识到以一国之力应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局限性。
无论是农产品市场还是整个经济，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都带有浓烈的外部输入特征。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正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居高不下，中国贸易顺差（换言之就是美欧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由中国方面采取措施无济于事，需要美欧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中国合理协作，而国际协作从来就困难重重。
就农产品市场而言，当前以食品价格“一马当先”的通货膨胀压力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冲击是高度不对称的，中低收入阶层所受冲击较为严重，高收入阶层则因资产价格上涨而跻身净受益者。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居世界前列的今天，这种马太效应蕴藏着怎样的经济社会危机，自是无须赘言；对此大力加以治理，理所当然。
但由于当前通货膨胀的外部输入特征，即使采取减少农产品出口激励政策、推进海外农业开发等措施，只要与美欧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合理协作没有巨大突破，也不应指望能够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只能在与通货膨胀同行的前提下削弱其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不对称冲击。而要削弱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不对称冲击，直接管制价格的办法很难收到效果，更有可能是徒然耗费政府行政资源，却给高收入者和外国人增加套利机会。
所以，更合适的办法应是对低收入阶层直接给予适当的现金补助。而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也意味着我国政府有能力实施这一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