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面对价格的上涨，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提高资金的成本以抑制需求。但是，这一措施却不适合粮价的上涨，因为，社会对于粮食的需求是刚性的，粮食需求对于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粮价对于利率也没有多大的弹性空间。如果要对粮食价格的上涨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其方向首先是要针对粮食的生产，要通过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增加粮食的供给，也就是说，要从政策上支持粮食的生产，增加供应；其次，宏观调控的方向要指向粮食的流通领域，打击经营者串通、囤积居奇等哄抬物价的行为，防止流通领域错误地放大价格上涨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目前，国家发改委、工商管理局正在采取类似的措施，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第三，对于宏观调控的基础，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前文已经指出，此次粮价上涨，个别企业的经营行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企业是否对宏观调控敏感？目前的调控措施能否纠正这些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些都是实施宏观调控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已经采取的调控措施，对于这些企业经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要改变这一状况，更重要的着力点，还在于政策的层面。
首先是农产品的贸易政策。从国际市场上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政治的考量(选票)，欧、美、日等经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对其农产品进行着大量的国家补贴。这些巨额的国家补贴，已经严重地扭曲了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虽然低一些，但是，在这样的价格之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实没有多少利润可赚。农民出口农产品所获取利润来源的大头，还是在于国家所提供的出口退税。这说明我们现行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实际上还是在鼓励农产品的出口。这一政策，是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不相符合的。从我国的贸易构成来看，农产品出口只在我国出口总量中占很小的比例，减少此类商品的出口，不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农民所承担的也只是一个生产的角色，大量的国家出口退税，最终变成农民收益的部分应该不多。而通过贸易环节来对农民进行补贴，除了在方法上难以实现保护和增加农民利益的目的以外，也不符合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发达国家对于其农产品的补贴一时也难以取消。保护农民利益，我们还得从长计议。因此，必须调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使得这一政策能够促进国内市场农产品供应的增加，而不是鼓励农产品的出口。
在政策层面对我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企业进行重新定位，也是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不顾国内市场的粮食需求，只注重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做法也许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是不正确的，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却是十分合理与正常的。这不是企业的问题，是国家政策对于这些企业的定位有问题。中国企业参与粮食的国际贸易，首要的目的应该是保障和加强国内粮食供应的安全，而决不可能是不顾国内粮食供应的安全，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世界粮食的产出情况而论，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来保障中国粮食的安全，弥补中国不大的粮食缺口。进一步来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我们完全有可能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操作之中，通过期货交易等现代交易工具，保障中国粮食供应的安全，并在获取交易利益的同时，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再加上一层保险。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像对待能源的安全那样，在新的高度上认识清楚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并从政策的高度，保证这一认识落到实处。
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决定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粮食富裕的国家；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必将不可避免地对土地提出更多的需求。这一切都在警示着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供应的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能绕得过去的难题。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发韧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粮食价格的波动告诉我们，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认真审视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础，通过制定与实施相应的政策，为我们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已成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