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从牛肉面到方便面，从肉价到粮价，许多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CPI指数的节节攀升，一些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降能耗、控房价，而是动不动就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
对牛肉面的限价，产生的将是“没有牛肉只有面”的牛肉面，而对粮食的限价，则必须警惕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减少农民收入。
并不是没有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在经历1983、1984年的粮价低迷后，1985年粮食减产280亿公斤，粮价大幅上扬。可是，关键时刻取消粮食定购合同，粮价被限，结果加速了农村与城市间剪刀差的形成。同样在1994年，面对粮价上涨，各地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限价，增加低价收购数量，关闭市场，增加进口。这样的结果是，1996－1997年度的粮价暴跌。农民、农村再次受到损失。
2003年10月份以来，我国粮价陆续回升，这与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引起的供需变化有关。同时，粮价上涨又与整个经济形势分不开。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与1993－1994年颇为相似，粮价上涨，并不都是因为粮食稀缺造成的，而是与经济周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抑制通货膨胀上。但通胀的压力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由农民来承担，相比城市居民，他们才是最无力承受失败的人。
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这句口号我们喊了多年。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省市相继取消了粮食定购任务，这一次，广东省拟通过“限价”来使“定购粮”某种程度上复归，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重视农民的利益、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一句口号，在粮价出现波动的时候，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综合筹划，而不能只追求把粮价压下去。
事实上，通过粮价上升来拉动一下内需，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无害。其实，粮价高一点，城市居民并非不能承受，这些年来，粮食消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某些地方穿新鞋走老路的作为，是一种逆势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