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4-1985年的“卖粮难“和结构调整
第三次波动产生于1984年。是在全面推行“大包干”之后发生“卖粮难”。
因为1982-1984年全国推行的“大包干”就像50年代的土改一样，重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从原来不到6000亿斤，连续跨越6000亿斤、7000亿斤和8000亿斤三个台阶，到1984年超过8400亿斤。
我国粮食生产有一个特征，即人口上台阶，粮食上台阶。如果粮食产量的增加大幅度超前于人口增长，就必然出现过剩。因为，从百年历史的大跨度看，人口、粮食两条曲线是基本平行的。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对有效，人口增长曲线是平滑的。再考虑到80年代中期城市消费者还必须使用粮票，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因此，在突然出现粮食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粮食供给过剩。
这是第一次明显的过剩型的粮食供求波动。现在总结二十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到，大包干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农民，农民有了自由，二、三产业才有了发展。1984年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都有所增长，就是由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1984-1988年，乡镇企业每年转移1300-140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消费也增长了，1984-1985年，农村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农民消费的增长又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乡镇工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所以那段时间国民经济呈良性增长。
2、1990-1991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下降
第四次是在1990-1992年农产品全面“卖难”，也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造成的。
因为从1989年开始，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在低谷中运行，城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下降导致农产品卖难，于是农民收入低增长，甚至个别年份负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因为1984年卖粮难后农民自发地在80年代后期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造成这次不仅是粮食的过剩，而且也是农业主产品的全面过剩。1992年社科院农村所测算，20多种农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的只有两种，说明大部分农产品已经供大于求。
如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那么这次最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次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是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在低谷中运行，农产品的供给全面大于需求。1989-1991年的连续三年农民收入下降，连带发生了1989年开始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幅度下降，每年仅为700-800万人，与80年代相比下降了约100%。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自发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到1992年底全国除了27个县外，大部分采取了购销放开的改革。到1993年底，当时900多亿的粮食挂帐，在经济进入高涨期、拉动价格不断上涨的作用下减掉了200多亿。随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第五次波动。
3、1994-1995年的抢购和粮食价格上涨?
第五次波动开始于1993年秋季收购出现的抢购和1994-1995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并对政策形成误导。
这次波动的真实原因有二：
一是1992-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之中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对低质农产品的需求。本来1993年粮食丰收，1994年粮食产量也没有明显下降，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自1989年以来长期收入低下的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增长、基建投资增加的吸引下，有6-8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他们需要增加的粮食消费大约600亿斤每年，而国家粮食系统是没有这个准备的。
二是1994年1月1日外汇改革造成本币一次性贬值57%，这又使外贸和南方各省突然从进口粮食转向国内市场抢购以逐利。
虽然从本质上看，那次粮食抢购仍然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但当时这种短期现象对国家农业政策重新导向追求数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随之也对国家九五期间以增加产量为主的目标确定产生影响。
再一个因素就是由于价格变动导致需求增加，1993年秋季粮价已经开始上升，大量的粮食经营使用单位，特别是南方的粮商，已经有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接着1994年汇率调整一步到位，人民币贬值实际达到57%，这就意味着刺激出口。本来1993年国内粮食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但在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的情况下，出口粮食就有可能得到约30%的机会利润。率先得到汇率调整消息的南方粮商就从南到北抢购过来。因此，是城市需求增加、汇率调整这两个原因导致了1994年粮价上升。
考虑到中国9亿小农高度分散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正常年景约为30%，其中仅一半受惠于国家定购价格调整；并且小农粮食销售的货币收入比例也低。因此，理论界早有小农对粮食价格正常变动不敏感的讨论(参见表1、图1，农村改革以来粮食产量、商品量、农户存粮以及人口变动)从图表列出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总产量与人均产量同步变动。实际上中国9亿小农的粮食生产决策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第一目标；一般情况下，农业主产品的产量往往随农村人口变动。又因为中国农业人口长期占绝对比例，因此粮食产量与人口同步增长。这可以借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低水平均衡陷井(人口陷井)”所揭示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粮食的周期性现象。亦即：超过粮食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率，总会使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被拉回到“低水平均衡”。
但是，1994年粮食有所减产，同期本币贬值带动的粮食出口、经济过热带动的民工潮，都在增大需求压力、引起大户入市抢购拉动价格暴涨。并且1995年后又由于政府对棉花实行反市场控制导致农民弃棉种粮(1996年棉花实际播种面积低于原计划9000万亩约20%)，转而也使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这个现象说明，尽管小农粮食生产对正常价格变动不敏感，但在价格异常情况下却会反应过度，甚至把存粮也拿出来抛售。
第六次典型的生产过剩和农产品全面“卖难”
第六次是1996年粮食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需求和在宏观经济紧缩影响下出现了延续到现在的农产品全面“卖难”。也属于典型的生产过剩。
为了因应1993-1994年的第5次粮食波动，政府1994年一次调价达42%，1996年又再次提高了40%，这就大大刺激了粮食生产，1994-
1996年粮食产量3年大幅度增长，连续跨越了9000亿斤和10000亿斤两个台阶。我们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产量目标，但中国人口却没有提前增长上去，正常情况下每年增长1800万人，意味着缺少7200万人口来消费粮食，于是这提前4年增产粮食必然形成过剩。
三、简单结论
分析这6次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供求波动，会很清楚地看到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也会很清楚地了解到缓解现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实际上，由于我国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70%人口生活在农村，属于自给自足型的粮食消费。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系统应该以30%的市场化消费的城市人口为计算对象，以常年粮食商品率为计算依据，而不是以常年产量为依据。因此，中国还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完全市场消费的一般规则建立粮食安全系统。
并且，建立中国的粮食调控系统应该与城市化的人口调控结合起来。当前解决农产品卖难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农村城镇发展，增加城市人口的密集度，提高规模人口带来的规模消费。因为城镇的规模消费水平是农村消费的3-5倍，现在全国600个大中城市，有2800个县级市；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足。还有18000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仅8000人，如果这些城镇人口规模达到3-5万，再乘上3-5倍的规模消费，市场需求必然大幅度增加！而当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的时候，则可以相对放慢城市化速度。甚至，中国将来的汇率变动和粮食进出口调节，也应该与城市化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