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界定“高粮价”？
在专家眼中，似乎只有“高粮价”才识唯一符合我国国情和整个粮食政策的“重要粮政”。但遗憾的是专家没有就其主张的“高粮价”作点量化界定：按我国国情的“高粮价”应高到什么程度？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多高粮价支撑？多高粮价才能实现“强农兴粮富民”？消费者每月少抽一包烟的粮价是否就是现阶段的合理粮价？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对象，不同群体，对同一价格都会有不同反映，市场粮价涨了一角，消费者就喊涨价了，可种粮人只得益2分，可能还抵不了其他生活资料涨价的支出；每500克粮食涨1—2角钱，高收入群体无所谓，而低收入消费者就会哇哇叫。在我国市场物价长期基本处于平稳的状况下，能否人为制造一个能让种粮人和吃粮人都感到满意的“高粮价”确实令人生疑。
二、粮食增产全靠涨价吗？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粮食增产归功于“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和放开后的“市场活”。可作为粮食专家却偏把历次粮食增产统统放在涨价的功劳簿上。不可否认，涨价作为政策组成部分，确实具有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可也不能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所作的巨大贡献。比如以袁隆平、李振声等为代表的育种专家及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对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中发挥的科技效应，决不是用涨多少粮价可以取代的。专家将1980年比1975年粮食增产720.8亿斤及1984年突破8000亿斤，全都归功于提高粮价及超购加价等措施，而忘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并在粮食增产中发挥的主导作用。1993年4月，国家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粮食交易会上正式宣布结束粮食统销，放开粮食销价后，是市场粮价的飚升，迫使国家1994年作出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的决定。这次创记录的提价适应了销售市场放开的新变化，但遗憾的是，就在提价滞后效应还未完全释放出来情况下，在诸多专家一片粮价“要高、要高、还要高”的高呼声中，粮食决策高层不顾实际工作者反对，1996年在1994年已提44.4%的基础上再次上提40%。短短两年使粮价翻了一倍多。以致使购仍由国家定价，销由市场决定的“一粮两制”的价格矛盾开始激化，专家期望的“高粮价”不仅未能维持下去，相反一路下滑。以江苏省主产粳稻为例，1996年第2次提价出台前的当年春节，每500克（下同）市场最高达1.10元，2次提价出台后，定购价加保留的0.02元价外补贴为0.83元，1997年为0.81元，1998、1999年为0.76和0.61元。2001年国家宣布收购全部放开后，虽一度高到0.63元，但进入2002年又一路下滑，新粮登场竟跌至0.52元上下。以致有种粮大户无奈地发出了“辛辛苦苦忙一年，卖掉粮食不赚钱，种粮再无翻身日，只好抛荒勿种田”的哀叹。在市场无形大手无情捉弄下，不仅使1996年打造的“高粮价”被击得粉碎，相应被刺激出来的粮食高产量也连年败退，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跌至4.3亿吨，比1990年还少1600万吨。在此期间，虽然专家又为粮食高层设计了一个被业内人士称作“四人打牌，三个要当赢家”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并下大力气在生产上“压粮扩经”，在流通中“压库促销”双管齐下的办法去解决“粮多为患”矛盾，可结果既未使“高粮价”把跟留住，相反给国家财政、粮食企业和种粮农民带来“三败俱伤”的灾难。从不久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等7部门有关“尽快启动政策性粮食财务挂帐本金消化工作”的通知中，我们还能感到那场“高粮价”留下的隐痛。可我们的粮食专家不是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冷静地对当年的“高粮价”作点科学反思，相反连“胜利度过亚洲金融风暴”也硬要记到中国“高粮价”的功劳簿上。前车之鉴为啥不能引以为戒呢？
三、“高粮价”能否使“双刃剑”化害为利？
粮价正如专家所言是百价之基。素有“一枝动百枝摇”的连锁反应，粮食生产、收购最终是为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粮价”必然会在物价上涨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所有物价上涨都会落到消费者头上。对种粮人，只有其出售商品从“高粮价”获得收益，真正超过购买生产资料及其他生活用品因涨价增支的部分，才是净得的实惠。至于其他农民，不仅不能沾到“高粮价”的光，相反要承受所有涨价带来的负担。至于“高粮价”及由此带来的涨价风，更会使城市消费者深受其害。因此，能否有使良价这一“双刃剑”化害为利的妙方，已成为“高粮价”推行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四、谁为“高粮价”搭梯、埋单？
主张“高粮价”的专家强调了许多“高粮价”重要、必要的道理，但百姓最关心的是，在粮价基本有市场主宰情况下，谁给粮价攀高提供梯子？最终由谁给“高粮价”埋单？在计划经济年代，粮价购销倒挂下，粮价上涨主要靠政府掏钱，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及地方财政不得不认帐的“政策性亏损”就数以千亿元计。市场放开后，国家不可能再给“高粮价”提供爬升的梯子，即使“托市”调控也得靠实力才有底气。粮价走势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变化，绝非专家想高就能高得上去。通常供应紧张价格上扬；但物稀为贵又现新的矛盾，这就是商品减少后，虽然价格看好，可惜能卖的粮食太少，增收目的仍然难以达到。而且粮食与国际接轨后，即使专家能发出一个适用进口粮食的“门槛价格”，还得考虑是否符合WTO游戏规则。另外，国内“高粮价”若给国外低价粮提供巨大价差后，一旦重蹈“石油大战”覆撤，受损的还是国内的粮农。我们不能孤立设想“高粮价”给农民多予之利，也不能忘掉消费者要为“高粮价”埋单“加负”之弊。要使粮农持续增收，也绝非消费者每月少抽一包香烟就能一蹴而就。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1.5%，在粮价恢复性上涨尚未达到上世纪90年代最高水平情况下，其中以粮食领衔的食品类价格涨幅已达2%以上。这对恩格尔系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专家们完全不足多屡；但对恩格尔系数远未达到小康的普通百姓，将成沉重负担。若粮价真的达到专家预期的“高粮价”，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不论从历史实践还是当前国情出发，期望简单地靠“高粮价”强农兴粮富民，决不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创建和谐社会的唯一出路和理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