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以及欧美等国组织的专家都对粮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到目前为止，粮食安全的定义至少有百种以上。经济学家阿尔托．瓦尔德斯(AlbertoValdes)认为粮食安全是“缺粮国家或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或家庭逐年满足标准消费水平的能力”。这里的消费水平有二：一是根据营养标准确定的最低日粮食消费量；二是趋势消费，即以过去若干年消费水平基数，将其他各年的消费量与基数进行比较，看其趋势，如果超过基数，表示粮食安全水平提高了，反之则降低。
朱泽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无论就其背景，还是性质而言，都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同于发达国家，为此套用世界粮农组织FAO的一般概念是不可取的。为此，他提出了只针对中国，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粮食安全概念：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它着重强调以下三点：第一，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指一个国家抵御粮食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第二，粮食安全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NP水平下粮食供给与消费的能力；第三，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化，研究及改进粮食安全状况的目的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吴天锡(2001)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粮食安全”一词首先是针对“世界粮食危机”提出的一项政策目标。其基本要求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各国政府重视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国家政策措施，进而把粮食安全落实到“国家粮食安全”之上。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逐渐由国家行动转向市场；如何使绝大多数人都能获得生活必需粮食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到8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的概念出现了第一次更新。这就是除保障粮食供应充足以外，还同时强调“每一个家庭都有获得粮食的能力”。这就把争取粮食安全的活动，延伸到消除贫困的领域；而粮食安全活动，也相应从国家、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到家庭、个人身上，于是形成了“家庭粮食安全”的新概念。
但完整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次(Frankenberker等，1997；Smith，2000)。宏观层次是从全球及整个国家的食物获取能力来进行反映。其中，全球食物获取能力取决于全球的粮食生产总量，而一个国家在特定年份的粮食获取能力则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粮食生产量、粮食储备量、食物净进口量(包括国际粮食援助)；微观层次是从家庭的粮食获取能力及相应的全部收入来反映；最微观的粮食安全层次主要是探讨个人的营养安全(Nutritionsecurity)状况。营养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且只有实现营养安全，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有活力的和健康的生活。不过一般来讲，粮食安全都是从一个国家的整体角度来进行探讨。
无论是从解决温饱角度谈粮食安全，还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谈粮食安全，准确讲，应该是“食物安全”，泛指一切取之于大自然，用于满足人类身体发育、健康成长的所有食物，都要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在全球社会发展进步中，一定要以“人”为本，切不可为了少数人利益，而把人类自身毁灭了，特别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布朗(1999)提到粮食安全概念时认为它应包括4项主要的组合：(1)粮食提供身体所需用的营养与热量；(2)粮食与其他互补品的关系，如石油、住宅、健康医疗等；(3)在时间过程中粮食消费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粮食消费变化的认知与反应；(4)它必须顾及粮食供给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以及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与反应。
但被世界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引用的还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所下的定义，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其基本精神见诸于联合国1974年11月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通过的《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强调世界粮食的生产、援助与谷物储备。这一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研究贫穷与饥饿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的，在富有国家，除了取得粮食的手段容易外，其粮食分配的运销设施建设也优良，一般不需要担忧家庭的粮食安全。相对关心的是该国是否在任何情况下，维持消费习惯所需要的粮食。因此，日本、韩国与中国的台湾等粮食进口较多的国家，常把国内粮食自给率视为粮食安全的一种指标。即使像英国、欧盟等粮食相对富裕的国家，也关切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二、粮食安全衡量或评估
人们一直在探讨更为科学与有效的粮食安全衡量方法。诸如食物消费量、贫困及营养不良指标甚至财产及收入指标都有被用作粮食安全与否的衡量指标(见Chung，etc，1997；Haddadetc．，1994；Bouis，1993；MaxwellandFrankerberger，1992)。也有人通过考察特定人群在出现粮食不足时采取的对策行为方式及其频率来衡量粮食不安全检查的程度(Rose&Oliverira，1997；Hamiltoneto．1997)。由于引起粮食安全的两个基本原因是微观层次上由于贫困导致的家庭、个人的食物获取能力不足和宏观层次上国家食物获得能力不足。因此，对粮食安全的衡量与评价也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微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度量有以下几类指标：①家庭食物消费和能量摄人类指标。通过对一个家庭实际食物和卡路里消费能力与相应年龄、性别、人口的食物和卡路里需求基准的差额考察，来确定其粮食安全与否(Bouis，1993；MaxwellandFrankerberger，1992)。②家庭收入及贫困类指标。③营养及病理状况类指标。史密斯(2000)等认为，通过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发育状况，如身高、胖瘦、体重状况等可以反映其营养状况以至粮食安全状况，儿童营养状况被看作是粮食不安全的代表性指标之一。④应付粮食不安全采取的对策手段及运用频率类指标。当遇到粮食不足时，人们可能通过贷款或变卖资产、耕地或耐用消费品甚至从事低贱的职业及至乞讨等手段来增加获取食物的能力。为此，世界粮农组织(FAO，1996)、Rose(1997)、Davis(1996)、Hamiltonetc．(1997)等都把粮食不安全时人们所采取的反粮食危机对策及采用这种对策的频率用作衡量粮食不安全程度的指标。宏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国家粮食总供求平衡状况类指标、国家人均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状况类指标与地区人均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状况类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博士对中国未来粮食供给表示深深的忧虑以来，中国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估。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
(1)世界银行的《中国的粮食安全：长期问题与可选方案》。世界银行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二个月的调查(1999年11—12月)后认为，从60年代初以来，尽管家庭粮食安全对低收人群体来说仍是一个问题，但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农业科研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化肥的生产和应用迅速发展，1962—1980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了18％。新品种使粮食单位产量平均每年迅速增长5．1％。在同一时期，灌溉面积约扩大了1／3。90年代中期实行的价格改革将国内粮食价格提高到接近国际价格水平，结果产量创历史记录。人均粮食消费量成为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蔬菜和畜产品的消费量与收入水平高很多的国家接近。如果中国能够克服在农业增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并实施一些政策改革，是有潜力在今后20—30年间保持粮食安全的，国内的粮食生产也将与人口的增长基本同步。
(2)朱泽的《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他通过比较中国与世界重要粮食生产与消费国在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粮食库存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低收人人口粮食供应水平等指标方面的差异性，以及粮食安全系数的计算与比较，得出了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水平仅次于加拿大、法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四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结论。
(3)吕耀等《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作者在该文中，突破了许多人仅仅或主要从粮食产量与人口这两个因素来考虑粮食供应保障的情况，而着力于从农业生产及其资源生产效率、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与环境质量等方面构建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中国自然资源区划的九大农业区内102个县(市)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具体评价，得出了中国区际食物保障可持续水平有较大差异、样本间的食物保障可持续指数差异很大与各区域影响食物保障可持续性的主要限制因子不同等重要结论。
(4)李岳云等的粮食市场波动及原因分析。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影响粮食安全的市场波动特征、原因与对策进行了探析。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顾海兵等对1978—1993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粮食产量年际增长率最大为9．5％，最小值为负6．9％，从波动系数(均方差与幸免值之比)来看，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强度大大高于农业GDP总是增长率的波动强度1倍以上。李岳云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波动频率明显加快，除1982、1983、1984年连续三年增产外，粮食生产逐步出现两增或两增一平的波动规律。粮食综合收购价格作为政策变量，其波动水平在1991年以前和市场价格的波动水平大体相同，但在个别年度如1984—1986年间，两种价格的变动趋势则相反。这说明政府的价格决策行为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一般来讲，粮食市场波动由宏观政策、粮食生产、市场发育程度、粮食贸易与储备等决定。在中国，农户的粮食储备以及与市场发育相关的地区壁垒也是影响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Fafchamps，M·，提出了与此相仿的观点，他认为在农村粮食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条件下，食品价格具有波动性，且与农产品的产量高度相关。另外，与粮食储备紧密相关的粮食贸易及其政策也可能对粮食价格波动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中国粮食的进出口在年际间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1977—1995年小麦进口的变异系数是世界的2．7倍，玉米出口变异系数是世界的12．7倍。粮食贸易的不稳定性与国内粮食生产波动与粮食贸易决策，也与脆弱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如逆向调节有关。
(5)粮食过剩与危机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紧缺的程度随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而逐步缓解，大部分年份粮食基本在粮食安全区域内运行，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暂时性过剩。中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粮食产量的比重由1949年的17％，上升到1998年的25％，而且还在全国人口增长1倍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近1倍的惊人成绩。从而使粮食谷物占有量与增长量都处于世界前列。从表1—1可以看出，中国从1961年以来，人均谷物消费的指数为1．27，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平均分别为于0．46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过剩”、“布朗预言不攻自破”、“中国能够解决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而且还能解决得越来越好”、“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压缩粮食生产”等成了社会上占主导性观点与做法。
但2000年近10％的粮食减产，再次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在2000年10月召开党的15届五中全会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史无前例地写进了全会公报。“要高度重视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也作为“十五”计划建议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内容。朱总理在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也再次强调：“对于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在目前粮食总量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形势下，尤其不能放松农业。2000年粮食较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再次提醒我们，中国农业的基础还很脆弱，抗灾能力不强。要高度重视保护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确保粮食安全。”为此应客观冷静地分析未来粮食安全态势及其影响因素，并及早采取防范于未然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