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的粮食政策是从确保粮食安全的角度设计和安排的，政策是面向全国，对产区和销区并无区别。许多人对此提出疑议，认为国家粮食政策应该重点放在产区，也有人认为应该放在销区。在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和国际市场粮食充足，价格较低的条件下，国家政策还是“撒胡椒面”，不突出重点和难点，显然不是一种最佳的政策。笔者认为，粮食政策应该重点放在产区。抓住了产区就抓住了关键。粮食主产区在确保粮食经济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国家主要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旦粮食产区出现问题，就会危及国家的粮食经济安全。如果国家政策不能突出保护产区，支持产区，让产区的粮食生产者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与其他产业相当的收入)，让产区的地方政府能够获得较好的财政收入，粮食产区的农产就会放弃种植粮食，粮食产区的政府就会引导农户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因此，产区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抓住了产区就抓住了关键。解决了产区的问题就解决了全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的粮食供给主要来源于产区，现在的矛盾和问题也集中在产区。如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问题，产区农民种植粮食增收问题，产区完成粮食种植的责任后中央政府的补偿问题，产区粮食的销售问题，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不堪重负的问题，产区严重的“三老”问题，等等。相对而言，销区的矛盾和问题要少点，而且销区的许多问题，如粮食供给问题，只要产区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销区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会迎刃而解，中央政府长期放心不下的粮食安全也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得到保证。牵牛要牵牛鼻子，抓问题要抓主要问题，现在粮食的问题是产区的问题，是产区的关系没有理顺，产区的矛盾积累太多，诱发了其他问题。因此，新一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产区。抓住了产区就发挥了比较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各个地区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区域比较优势已经显现。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商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更大。保证各地分工合作，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就是产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安安心心种植粮食，这样销区也就能安安心心的调整结构，不会背着“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包袱，放不开手脚。但是现在产区和销区都不满意，都没有种植粮食的积极性。产区没有积极性是粮食种植比较利益低，无法增收。销区没有积极性是销区特别是沿海省份可以很容易购入更便宜的优质粮食，耕地可以用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与其让不愿意种植粮食的销区种植粮食，让有比较优势的产区另外寻找新的比较优势，不如让产区种好粮食，让销区种好经济作物。而且产区种好了粮食，销区就一定会种好经济作物。所以抓住产区就抓住了粮食的经济安全，也就能够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产区安安心心种植粮食，只要产区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销区自然会按照经济理性种植经济作物。中央政府要考虑产区，解决了产区的顾虑，帮助产区扭转了比较效益低的问题，销区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的粮食问题也解决了。因此，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所谓重点放在主产区，主要是中央政府要把注意力放在产区，要重视产区的问题，特别是要重视通过对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进行保护和支持，提高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进而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
七、粮食问题是立足于国内解决，还是立足于全球市场解决
对于粮食供给来源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国内解决，要自给自足，最好供给要适当大于粮食需求。一种观点就是粮食问题要站在全球市场上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不要担心粮食禁运和封锁。笔者不赞同完全依靠国内解决粮食供给，也不赞同较大程度的依靠国际粮食市场，忽视粮食可能出现的禁运和封锁问题，而应该立足于国内供给的基础上，适度的进口粮食，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对国际粮食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完全依靠国内解决成本太高。一是粮食要实现自给自足，许多不适合种植粮食的耕地也必须种植粮食，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耕地就必须用来种植粮食，而这些地区适合于种植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象山区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也必须用来种植粮食，这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因此，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就必须牺牲比较优势，损失整个国家总福利。二是现在我国耕地已经满负荷经营后，但是也只能保证供求基本平衡。今后随着人口增长，大约每年1000万一1500万人，每年就新增粮食需求20—30亿公斤。要应付新增的粮食需求，每年至少要新开垦40万一60万公顷耕地。不考虑耕地开垦的巨额成本，既使有足够的储备耕地，但是开垦成本也难以承担。因此，完全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对国际粮食市场过大的依存度也比较危险。现在有一批学者极力主张依靠国际粮食市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国际市场上，粮食相当多，只要有外汇，不怕购不到粮食，何况现在许多粮食出口国还在想方设法与我国套近乎，想向我国出口更多的粮食，怎么会搞禁运和封锁呢，岂不是两败俱伤。既使禁运和封锁也不会成功，美国曾经对前苏联实施过粮食禁运就失败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9．11”事件以后，美国先后攻打阿富汗、颠覆伊拉克政权，现在又对朝鲜、伊朗、叙利亚虎视眈眈。我们将这一连串的事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已经登峰造极，凌辱他国是有恃无恐，为了获取美国最大的利益，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胁迫盟国一同行动。今后，不管是美国将中国定位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还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打击、遏制、削弱，甚至颠覆我国政府这一目标，不会改变，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粮食是一个“杀人不见血”、成本最低的武器，美国过去曾经向前苏联使用过，今后只要有机会，不要幻想不会用来对付我国，不要幻想寄希望于民主的美国制度和美国人民，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欺骗性的宣传下，没有什么是可靠和可依赖的。现在粮食出口大国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友，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既使有类似法国、德国、比利时这样的“叛逆”盟国，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势力面前，也只能自保，既使愿意输出粮食，粮食又如何运得进来呢?如果能够通过粮食武器(与其他的方式相比，如战争，粮食武器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轻易就能遏制中国，试想美国又怎能不用呢?国际环境的这一态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粮食安全，对粮食安全要警钟长鸣。所以过度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有之策。粮食供给不能完全拘泥于国内，也不能过度的依靠国际粮食市场，较明智的方式是将国内供给和国际供给结合起来，立足国内确保基本的生存供给，同时依靠粮食市场调剂粮食余缺，立足国内确保口粮供给，依靠国际粮食市场解决饲料粮的缺口，国内粮食的供给控制在经济安全以内，其余的粮食需求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获取国际粮食分工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