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不仅引起了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也为西方媒体和学者所关注。中国粮食短缺问题已经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重点报道的对象和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
西方学者分析中国粮食危机
西方媒体在援引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进行报道时称，尽管今年中国谷物丰收，粮食增产，总产量能达到4．55亿吨，但仍不能满足4．93亿吨的需求，供应缺口达3800万吨左右。它们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的耕地面积连年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减少了670万公顷。过去4年来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下降，去年的粮食产量是4．3亿吨，创14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粮食储备去年也降低到20年来的最低点。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球政策研究所”的创始人、所长莱斯特·布朗指出，在1950年到1998年的几十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经历了大发展的时期，产量增长了4倍以上。但是，布朗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农耕地大肆被占用，种植面积减少，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98年开始走下坡路，到2003年粮食产量减少了7千万吨，幅度之大超过加拿大当年的粮食总产量。
莱斯特·布朗几年前曾撰写了《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布朗在书中对中国粮食危机的论述，在中国影响很大。他说，造成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工业发展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大约减少了16％左右。
布朗：“致使种植面积减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是东部地区严重缺水，农作物水利灌溉不足；另一方面是过去几十年来东西部地区的农田和土地沙化；还有一方面是农业用地被征用，作为居民住宅、工业用地或者汽车公路。”
布朗特别指出，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汽车工业，仅去年就新增机动车200多万辆。他说，车辆大增，必然要修建很多公路和停车场，这就会占用很多宝贵的耕地。布朗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占用了很多农业耕地，而发展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会使农业用地被征用的情况更加恶化，土地减少的速度更快。
他说，“我认为，中国必须要重新考量他们的交通政策。我建议，中国应远离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而以铁路等现代化运输取而代之。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兴建一个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同时又养活十几亿的中国人。”
布朗承认，世界上很多大的汽车制造厂家都已经进入中国投资建厂，但是他说，中国应采取一些措施，不要鼓励人们购买汽车，否则任这种局势继续下去，中国就可能会失去粮食的安全保障。他说，丹麦汽车的销售税跟车价本身一样高，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大约37％人外出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其次是公共运输系统，第三才是私家车。
世界粮价上涨原因探究
作为美国的农业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认为，中国粮食种植面积日益萎缩，产量减少，库存降低，势必会增加粮食进口，添补供应缺口，可能会导致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上涨，影响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家的政治稳定。
布朗还比较了中国电力能源短缺和粮食短缺的问题。他说，电力短缺的问题中国尚能应付，因为中国丰富的风能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所以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足够的电力供应，而是中国能多快开发风能资源。不过，他说，没有电，人们还能照样活下去，但是没有食品，人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对于莱斯特·布朗发出的中国粮食
危机的警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能源问题专家茅于轼指出，粮食不像石油能源，全球供应紧张短缺，价格持续暴涨。茅于轼认为，就全球的粮食供应来看，生产一直供过于求，价格看跌。
他说，中国虽然每年进口大约2000万吨左右粮食，但远低于日本每年进口的大约7000万－8000万吨粮食，因此不会抬高粮价，从而对国际市场造成冲击。
四种危机的真假虚实
同时，茅于轼指出，在世界粮食市场价格疲软的时候，中国政府每年拿出不到1％的外汇储备来进口粮食，从财力上来讲也不会造成什么负担。况且，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以低于国内的粮价去从国外进口粮食，这在经济上是很合算的。所以，他认为，只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让市场决定商品的价格，中国就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
茅于轼说，“能源危机是不现实的，粮食危机是不存在的，水危机没有那回事儿，金融危机才是真的。像这种问题，只有深刻地懂得市场的人，才会看得比较透。而很多主管经济的人，总是觉得不放心。总喜欢用人为的方法，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管。粮食问题，石油问题都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电力问题。”
效率低、剪刀差与税费重
设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土地法和土地政策律师、北京代办处代表李平博士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粮食减产，基本上归因于效益低下，农产品价格低，工业产品价格高，农民打工的收入远远超过种粮的收入；另外，还归因于农民的税费特别重，种地种粮不合算；此外，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来进行非农业用途的开发，以及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等。这些都是导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他还指出了目前尚未被有关部门研究和重视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现行的土地，农民对土地上没有作任何的投入，或者说投入很少，因此，自然而然地，土地的产出就非常少。据中国官方的统计，2／3的土地都是中低产田，单产很低。但是你要让农民去投入，让农民把中低产田变成高产田，农民必须要有积极性才会有投入。农民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呢，必然而然地涉及到土地制度问题。”
中国农田亩产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
李平介绍说，中国的土地单产量每公顷只有4800公斤，远远不及韩国的6500公斤，也赶不上台湾地区的5800公斤。李平说，提高亩产量，除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要确实做到中国的土地制度能保障农民有稳定的土地权利，有稳定的预期，让农民能舍得花本钱，下功夫在自己的土地上做长期的投资，并能日后收回投资略有利润。他说，只有这样，土地的单产量才会提高。
这位中国土地法专家指出，中国2002年人大通过的《土地承包法》，极大地稳定了农民的土地权利。但是，他对中国农村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土地承包法》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农民的土地权利很不稳定，而且多年来土地调整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
李平说，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当政以来，已经把过去注重城市发展的政策，调整为国家的统筹发展，并特别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等所谓“三农”问题。他说，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正着手出台耕地改革的文件，并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严格界定政府因公征地的范围，以便真正从法律和制度上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对耕地保护最严的国家。
他表示，中国政府对粮食短缺的问题越来越关注。最近，“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在中国农业大学正式成立，为中国中长期的粮食和食物安全提供咨询，这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对待粮食短缺危机上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