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普通人都能够在有惊无险中度过一生，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社会教育，归功于我们的文化与文明，这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的价值与作用。文明解决了中华民族生存的问题，而文化解决了国家发展的问题。一国的发展，君主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明则国兴，君昏则国衰。
很可惜，君主也是人，是人就有前文所讲的两个缺点，一是认知局限性，二是自主意识与情感引起的“人为”。正是基于此，圣贤很看重君主兼听与朝堂议政，自然也就希望君主能够经常听取“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臣子的谏言，并依靠这些臣子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中央集权制的特质决定了它必须执行最广泛的团结路线与参政议政，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与句容性。
但很可惜，韩非子眼中的君主却与此相背，既不兼听，也不议政，而是与“謟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亲近信言，可想而知，国家政策是不可能做到正确与包容性，必然是错误与利私的。历史就在兼听则明与偏听则暗中起伏前进，只不过兼听时长，偏听时短，而我们最耗不起的就是时间，所以人类尽其所能让和平年代长一点，让战争时间短一点，这是人性所致。
韩非子说完亲信之象后，再说“僻责”，他认为“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意思是：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僻责”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问题。我们总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争伐不断，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总之就是随时准备打仗，或是随时准备被打，在这种生存环境与状态下，整军备战与国防储备显得尤其重要，而农耕作业是国家物资与社会财富重要来源，农耕者是国家兵源的唯一来源。按理来说，国家君主应该高度重视农耕与从业者，但很可惜，君主的治国政策不仅不利于耕战战略的落实，反而纵容违背耕战战略的人，结果就是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如此众多的“僻责”者，致使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力减少，从事耕战的人少了，生产力自然减弱，国家军事力量自然消弱，国家物资与社会财富同时下降，国家无力整军备战，军力随之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古至今，打仗打得都是实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打仗就是消耗战，一切的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都是以打胜为基础，打不赢何谈利益？韩非子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输赢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坚决反对君主弃法从乱的做法，对于“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的事情况恨之有加。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国库的收缴与充实，这都需要通过社会每位民众的实干与艰劳，否则那有来源，在沙漠中你再努力或是再严酷也不可收集来一桶水。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财富是创造出来的，粮食是种出来的。我们既没有看到过上帝给我们一粒粮，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不食永饱的功能，所以还是要亲手去种地去劳动，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生活的物资与财富。人是事物的主体，兵民是耕战的主体，没有人，一切无从谈起。即使有人，不能尽其才、尽其智、尽其能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