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人口膨胀、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日益紧张及气候变化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生产用水和施肥来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如何妥善地解决粮食问题，现成为各国生物技术攻坚的重中之重。在已开展的诸项技术战略中，“转基因”一方面以增加世界粮食、饲料和纤维生产率最有希望的候选者之面貌出现，一方面又在科学、伦理上存在着较大争议，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热点。
概述：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商业化进程
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始于1996年，随后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和种植面积持续增加，2011年种植面积达到1.6亿公顷，已经占全球耕地的10%。现有29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高居世界前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美国占全球43%。巴西、阿根廷、印度、中国和南非是发展中国家中五个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其中，巴西连续3年带动了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增长。
在种类上，全球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25种，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其中转基因大豆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47%，转基因玉米、棉花和油菜分别占32%、15%和5%。
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涉及10个发达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可谓占据半壁江山，无论从绝对种植面积的增长量还是增长率来看，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在未来几年那些新加入的转基因作物国家中，将主要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数据还显示，在全球1670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中，90%是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和资源匮乏的农户，中国和印度的农户分别是700万（主要是种植转基因棉花）。
政策：安全体系建设因国而异
自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生产开展以来，其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随着人类对现代生物技术认识的不断深入，各国对生物技术的监管也在更新。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等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以及中国、欧盟和澳大利亚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安全体系，涉及转基因产品的研究、田间试验、生产、商业化释放、转基因产品的进口以及扩大公众知情权的转基因标识。
美国在转基因农业管理方面建立了分散式的监管体系，为美国转基因农业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稳定的制度保障。美国并未将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割裂开来，而是按照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等同原则，通过原有监管渠道监管。
而欧盟则对转基因农产品上市和安全性一直持谨慎态度。尽管相关当局对生物技术进行统一监管，但由于产业需求和公众认知上的多样化，欧盟成员国对待转基因技术的方式从政策和市场方面可以分为如下四种情况：一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包括西班牙、捷克、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二是准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包括比荷卢经济联盟、丹麦、爱沙尼亚、芬兰、立陶宛、瑞典和英国；
三是制定了限制性立法、民意上敌对但农民和产业界支持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法国、德国、爱尔兰、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四是强烈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主要是奥地利、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
相比之下，欧盟转基因产品进口政策比种植政策宽松一些。欧盟畜牧业和家畜业也依赖饲料原料进口，主要供应国也是大豆和玉米的主产国，即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但是，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进口设置了一些贸易壁垒，如对具体转基因作物实施的国家禁令，欧盟和供应国在审批上的不同步。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与欧盟存在很大的争端，甚至诉诸WTO机制。
技术：跨国公司主导、第二代受重视
当前，少数跨国公司主导转基因作物市场和农业生物技术，发达国家主导着转基因作物品种、技术的知识产权体系。以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为例，孟山都、拜耳、杜邦、先正达、陶氏益农等五家公司掌控约70%以上的抗虫基因专利和84.5%的抗除草剂基因EPSPS专利。特别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50%以上的转基因抗虫品种和69.2%的抗草甘膦品种。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特性仍以抗除草剂和抗虫性为主。这一类被称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可以使作物免受虫害、杂草和病害，通过减少损失而被动地实现产量的明显增加。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则依靠自身特性进一步提高产量。目前，转基因作物育种的重点已经从第一代产品转向提升抗旱、抗涝等适应能力为代表的第二代产品上。这种多基因叠加的复合性状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相比于抗除草剂性状的转基因作物5%的增长和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11%的增长，2011年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达到31%。
未来复合性状的转基因作物产品将包含抗虫、耐除草剂和耐干旱等农艺输入性状，以及Omega-3油用大豆或增强型维他命原A金米等改善品质的输出性状。据预计，抗旱性状作物对世界范围内种植体系的可持续性将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及亚洲等干旱状况更为普遍和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一方面，农业面临着干旱、洪涝等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它却身担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之一（约占全球总量的14%）。更为严峻的是，世界人口现已达到历史性的70亿，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达到10亿，据预计2050年全世界人口还将增至92亿，世界粮食安全需求至少增长70%。该如何养活2050年的世界，成为一个无比艰巨的挑战，也是各国不得不为之深思熟虑的难题：人类，不仅需要以更少的资源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要考虑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开发出能更好适应气候条件快速变化的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