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肯德基(微博)原料鸡畸形”风暴，让社会关注的焦点纷纷集中在鸡的养殖方式上，不得不令人们“谈鸡色变”。虽然此后经多方证明，这桩事件发生确实有点意外和夸张，却折射出中国家禽饲养业的三大软肋。
记者在近日的实地采访中发现，饲料添加剂、滥用抗生素和监管不严是养鸡专业户面临的三大软肋，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高饲养质量，让百姓能真正能吃上安全、优质的鸡肉。为此，记者采访了多方权威专家，共同探讨饲养鸡的生命课题。
饲料添加剂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都有此感：现在吃的鸡肉没有鲜味、肉质粗糙，口感大不如以前了，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其实，这是受到喂养鸡的饲料、养殖方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饲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位饲料经销商透露，其实中国大部分动物饲料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添加各种不同的添加剂和抗生素，用来防病免疫。
据介绍，中国禁止使用镇静安眠类药物、玉米赤霉醇 ( 畜大壮、牛羊增肉剂 ) 、乙烯雌酚等。在1997 年农业部以 3 号文公布禁止使用的药物有：类固醇激素 ( 性激素、促性腺激素、同化激素 ) 、催眠镇静药 ( 安定、眠酮、氟派酮 ) 、肾上腺素能药 ( 异丙肾上腺素、多巴胺、 β- 肾上腺激动剂 - 盐酸克伦特罗 ) 。毒鼠强 ( 没命鼠、四二四 ) 、氟乙酰胺类、平喘药 ( 羟甲叔丁肾上腺素 ) 、氯霉素、氨丙啉等也属于禁用范围。
而英国也明令禁止在鸡、猪和火鸡中使用抗生素阿伏霉素(也称卑霉素 ) 。1971 年作出限制青霉素、金霉素、土霉素、磺胺类和呋喃类药物作饲料添加剂。欧盟则更加严格。
“欧盟已经禁止在食用动物饲料中使用抗生素类促进生长的添加剂，但就目前中国的养殖水平和养殖环境来说，要想做到这一点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根本做不到这点。”对此，南京农业大学临床兽医学教授孙卫东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中国的动物饲料，比如有营养类、调味剂类和抗生素类，甚至还能制作不同颜色的饲料，满足某些动物对颜色的喜好。也就是说，这些饲料在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掺和了不同的添加剂，由此增加动物食欲，缩短动物的生长周期。
2006年1月，欧盟就已全面禁止使用生长激素、抗生素作为饲料生长添加剂。2008年，有政协委员曾向两会提交提案称，在中国，抗生素被普遍用于牲畜的饲料添加剂，是造成食物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人们食用了这些含有抗生素残留物的奶和肉制品，会致使体内病菌耐药性明显上升。
滥用抗生素
作为饲料添加剂的一种，抗生素也被普遍运用在鸡等家禽的身上，甚至是刚孵化不久的小鸡，商家其用意可想而知。一旦人体吃了含有大量抗生素的鸡肉，威胁健康。
对于多年前发生的大规模禽流感事件，很多人记忆犹新，其实它的危害却低于抗生素，处于可控范围。“其实，鸡自身就是带有流感病毒的，一旦发生变异就变成了毒株。尤其是在鸡鸭之间容易发生传染，并传染给人体。”为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重点实验室的一位专家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从理论上说，所谓禽流感是指一种特殊的核酸，它是蛋白质与核酸结合的大分子物质，这种物质能在细胞之间实现复制，所以能够传染给人体。禽流感也是俗称“鸡瘟”的一个种类。当然，得了禽流感的鸡生的蛋也会带有禽流感的病毒，但无需恐慌的是，感染上禽流感的鸡和鸡蛋，只要经过煮沸和高温消毒之后，对人体就没有危害了。
相比较之下，较多食用含有大量抗生素的鸡肉，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专家进一步解释，抗生素针对一些细菌有抑制作用，比如大肠杆菌等。一旦给饲养鸡喂养过多的抗生素药物，鸡体内就会有残留，人体食用过多就会产生抗药性，容易产生质变、从而产生更新的细菌，最终连抗生素也抑制不了。比如，近年在欧洲等国家出现的“超级细菌”就是如此，目前医学上对它还很陌生，由此产生了新的医学难题。
但对此，孙卫东也为养殖户说一些话，“从技术上来说，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饲养动物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一些疾病的侵袭，必然要使用适当的药物(包括抗生素)进行治疗或预防保健，但只要使用方法和剂量得当，就可以降低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与此同时，若能严格遵守各种药物休药期的规定，是可以避免药物在动物性产品中的残留。而在实际生产中，一些养殖户可能考虑到在休药期内养殖动物的生产存在一定的风险而缩短休药期或干脆无休药期，这些情况会给动物性食品安全带来一些潜在的隐患。”
不可否认，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或使用抗生素治疗动物疾病已是一个普遍行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肖永红教授等专家调查发现，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研究多年耐药细菌的肖永红认为，动物长期使用抗生素，必然产生残留，而其残留抗生素随着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也会引发细菌的耐药性。
难以监管
对于中国的养殖户来说，饲养鸡的生长周期越短，风险就越小，盈利空间越大，一味追求经济收益，从而忽略鸡及鸡产品的质量。这与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相应的补贴政策也“不够给力”有关。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在政府方面，只有禽流感死亡的鸡才给养殖户补偿，虽然大部分地区规定了每只补助10—15元，但是农民要拿到是很困难的。这也并非政府的完全不作为——一个五六万人的乡镇，有30-40个大型养殖场，活鸡两三百万，但政府工作人员只有三五个人。怎么管理呢?”
有关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不严，导致卫生标准和规定成为摆设，形同虚设。养殖场里难闻的气味，令检查的官员避之唯恐不及，很多时候他们只在外面转转就交差了。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当年禽流感严重的时候，市场加大了监管力度，派出专人每天去各个档口收集死亡的家禽，买卖死禽被严惩。但禽流感一过，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商户出售死鸡也越来越明目张胆。
自然放养一直是专家关注的课题。从2005年至今，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带着学生们一直坚持在做关于散养鸡的课题和调查，他怀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让鸡放养在山地和农田上，还它们自由的空间，让它们吃上天然食物。他希望这个美好的愿望此生能够实现。
当然，从另一方面而言，完全依靠政府来监管如此庞大的养鸡市场也不现实。为此，孙卫东提出建议，“正常情况下，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出售鸡等家禽的养殖户是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而在中国则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少额的补贴。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政策和经济杠杆的手段，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动物健康养殖技术支撑体系，全面建立并落实动物疾病防控体系，实现动物福利化养殖，才能给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