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缪备用地 应对不时需
薛涌
在世界史上，从古代的雅典、罗马到大英帝国，先进的经济体经常依赖粮食进口，后进地区则多为粮食供应地。所以，中国是否应该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个城邦国家，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到了希波战争后的“帝国时代”，其粮食供应地从西西里、黑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埃及。这种粮食的供应结构，也被罗马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湖”，地中海上的贸易，也成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切随着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对地中海的主宰而终结。
现代社会运输和通信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经济的进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这种长距离的粮食供应线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才靠得住。事实上，维持这样的粮食进口，必须要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罗马帝国就是个最极端的例证。它所谓的粮食进口，其实几乎已经不能说是进口，而是内部贸易。因为大部分粮食供应地已经在它的正式版图之中。到了中世纪，由于不存在这样庞大的帝国，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当时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贸易帝国，其舰队在地中海首屈一指，曾率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东方最大都市(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热那亚一起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航线。另外，威尼斯是当时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帝国，也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债主。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给威尼斯作为贷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为欠债不还而成为威尼斯的阶下囚。靠着这样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帝国享受免税待遇，把本地商人挤出了市场。他们不仅控制着东西国际贸易，甚至控制着拜占庭帝国内部的贸易。连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操纵之下。
佛罗伦萨不具有威尼斯那样的军事强权。但是，它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其商业网络无与伦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雇用雇佣军来应对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产粮区的君主借贷，进而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粮食销售，不仅解决了佛罗伦萨的粮食供应问题，也主宰了西地中海地区的粮食贸易。
尽管有这种军事和贸易上的绝对优势，但无论是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都出现过粮食恐慌。后来这两个城市的军事和贸易地位逐渐下降，粮食进口越来越没有保障，政府不得不加大向农业的投入。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一国的人口规模比以往要大得多，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中依赖进口的比例很少达到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的程度。大英帝国崛起之初，还是个粮食出口国。英国的粮食进出口到1800年还基本持平，以后则逐渐依赖进口。为这种进口提供保证的，则是这个“日不落”之国的海洋霸权。美国则自始至终都是粮食出口国，即使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仍然维持着保护农业用地的政策。
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发达国家粮食依赖进口，究竟是“市场依赖”，还是“生存依赖”？举个例子。在17世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其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荷兰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富到连农民也拥有油画、股票和债券的地步；况且人口密集、地域狭小，选择粮食进口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依赖实际上是“市场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切断进口，荷兰人不至于没有饭吃。只是在特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他们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更有效益，因而把农业“外包”了。当19世纪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英国成为粮食进口国时，荷兰居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可见其农业生产的弹性。19世纪英国的国际粮食供应如果突然被切断，照样可以启动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达到自给自足，只是经济效益比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要差一些而已。
日本何尝不是如此？日本的农业是最受政府保护的部门之一，这种保护之优厚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乃至不断引起国际贸易纠纷。日本粮食靠进口，不是因为生产不出供应本国人口的粮食，而是国产的粮食太贵。日本农民经常是一家几辆车，住着独居的“豪宅”。这样的贵族农民产出来的粮食谁吃得起？但我们应该看到，比中国人口密度还高的日本，城市用地效率非常高，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日本人落户北海道甚至可以免费得到一块政府赠送的土地。这也是“市场依赖”型的粮食进口，和一旦没有进口自己就种不出足够粮食的“生存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一笔固定的“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有人认为中国耕地有可能大幅度萎缩。中国的粮食生产只能随着需要的减少而减小，很难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提高。但市场怎么可能只进行单向浮动呢？从世界史上看，一国越是降低在粮食进口上的“生存依赖”(即有应对不时之需的备用农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粮食进口上的“市场依赖”。更重要的是，靠进口来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性或者区域性霸权。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这样的霸权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国的能力范围。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最近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粮食的供给都赶不上需求的增长，2008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高峰期，几大产粮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有些国家因为缺粮而发生了骚乱。而这还都在中国基本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这一节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缩、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那么粮食虽然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那可能几乎是黑市价格，还不如自己种合算。
脆弱供应体系给农产品价格火上浇油
□窦含章
中国是一个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家。根据2005年数据，中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以这样的耕地面积养活13亿人口，难度极大。因此，中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不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定期制定发布保护耕地的各种纲要、条例、通知、规划、指标，并明确提出在2020年前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策。
从理论和统计数据方面看，中国守住这条红线的可能性很大，但在现实生活中，18亿亩红线能否守住，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5年至2008年，中国耕地净减少面积分别为542.4万亩、460.2万亩、61.01万亩、29万亩，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保持这一势头，中国在2020年前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问题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单纯在数字上守住18亿亩红线，并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高枕无忧。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新增耕地质量差，可持续性差。近年来，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推行“占补平衡”制度。要占用耕地，就必须开垦同等数量的新耕地，否则就要交纳开垦费，由国家出资进行土地整理、开荒，开垦新耕地补充被占耕地。近几年，全国每年新增耕地都在300万亩以上，这在数字上有效地补充了耕地面积，是中国能够守住18亿亩红线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土地整理、开荒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约束、人力不足和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大量不规范行为，许多用于整理土地的资金在灰色交易中流失，导致新增耕地质量往往较被占用耕地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国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有限，且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大多自然条件较差，因此，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大量开垦新耕地，可持续性较差。
二是弄虚作假严重。近几年，尽管国土部门采用了卫星执法等高科技手段，但在房地产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各地政府、村委会、企业包括个人，都想尽一切歪门邪道占用耕地，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有些地方以特色农业的名义，在耕地上盖起举架5米多高的大棚，然后把大棚当成房地产项目出售，谁买了大棚，就可以在大棚里面盖带花园的豪宅；有些地方则“以租代征”，将耕地从农民手中租过来，盖起医院或学校，然后将医院学校原来的地皮当作房地产项目开发出售，今后即使被发现，执法部门也不会把医院学校这类公益性建筑拆除，这就相当于把生米做成熟饭。花样百出的弄虚作假行为，不仅使大量良田被非法占用，还给统计数据掺了大量水分。
三是软执法难以约束吓阻强大的利益冲动。对一些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一些村集体来说，干房地产来钱太快，诱惑太大，即使违法，被严惩的概率又非常之低，以至于国家法令根本吓不倒、约束不了他们。据权威部门数据，2009年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4.2万件，共1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查处违法用地行为3.5万件，共16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面对如此低的处罚率和巨额金钱的诱惑，难怪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如过江之鲫。
现在中国农产品供应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今年的农产品价格集体暴涨就是这种脆弱性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爆发。
首先，大城市农产品自给能力严重弱化。根据相关报道，全国除上海外，各大一线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到30%，北京的蔬菜自给率只有10%。蔬菜粮食等农产品大量依靠外运，不仅运输成本高，而且会造成交通严重拥堵，且易受天气变化影响，供应不稳定。以今年夏季的京藏高速大堵车为例，由于北京农产品大量依靠外运，极大地增加了北京周边的交通负担，仅张家口每年供应北京蔬菜就达180万吨，需15吨载重货车12万辆次，如此巨量的农产品运输，再加上煤炭等物资运输，北京周边高速焉能不堵？为缓解高速堵车，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修建新的公路，而新的公路又将侵占破坏大量耕地，如此一来，就形成“占耕地需外运——需外运要修路——要修路占耕地”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北京这类大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还降低了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率，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
其次，全国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失衡，导致农业抗风险能力严重削弱。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的逐步丧失，使一些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占比越来越高，某一地农产品产量的高低往往可以左右全国某品种农产品的价格，比如：新疆的棉花、广西的蔗糖、吉林洮南的绿豆、山东金乡的大蒜、黑吉两省的粮食都是如此。今年绿豆和大蒜价格暴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以棉花为例，原来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省都是产棉大省，可是由于房地产热的发展、其它品种的挤占，这些省近年来棉花种植面积不断下滑，这使新疆棉花在全国棉花产量占比逐年提高，2009年已达40%，新疆棉花成为左右中国棉花供应的最核心因素。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蔗糖生产，广西蔗糖产量占全国的60%，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布局下，一旦新疆或广西遭遇自然灾害，棉花和白糖价格自然会像今年这样暴涨。而黑吉两省的粮食外运量占全国粮食外运量的65%以上，如果黑龙江、吉林两省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则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秋粮收购 国有粮库要尽力满仓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专员 何志成
今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涨价无疑是推动CPI“突破”的主要原因。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暴涨，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不是短缺。短缺的是管理，是预测。今年夏粮减产2%左右，面粉价格却上涨30%(销售价)，今年秋粮增产可能达到15%，收购价目前上涨10%左右，预计销售价上涨将更多。这说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减产，而是欠账和炒作。当然也包括农产品收购管理的问题。
农产品收购出现乱战，早有迹象，河南的小麦、新疆的棉花早在秋粮生长期已经火爆展开。市场的投机客本来是准备大炒一下秋粮的，但没想到遭遇连续自然灾害的秋粮却意外地获得大丰收。比如东北的玉米，预计增产15%，水稻很可能增产25%，两广和两湖，水稻增产幅度也超过10%。由于丰收，虽然秋粮收购价有所提高，但至今市场预期稳定，没有出现如山东烟台抢购苹果的现象。
但是，秋粮丰收也使国家队面临一道艰难的选择题：要不要大量收购？颗粒归仓！一些粮库为什么还在观望，主要是怕，国家队一上，粮价更涨。但若继续观望，外地的地方政府来收，非粮食专营的国有企业来收，民营企业和个人都来收，最后国家粮库很可能收不上来多少，以致未来没有足够的“弹药”平抑粮价。
我认为，今年秋粮丰收，未必等于未来粮食难关已过。今年秋粮大面积丰收的确有些“侥幸”，明年谁能保证老天爷还这么帮忙。我预计，明年仍然是主要农产品紧平衡的一年，需要未雨绸缪。因此，为了保证未来粮价稳定，今年的国家储备必须乘丰收之际得到有效补充。据10月初各地区粮食部门统计，2010年国内粳稻总产约为1200亿斤，同比增98亿斤；其中东北三省总产541亿斤，同比增107.7亿斤。这些增产的部分国家储备要尽力收上来。
国有粮库多收一点，会不会抬高粮价？这是很多粮库领导的担心所在。有些地方领导甚至表示，为了平抑物价，国有粮库目前不宜大量入市收购水稻。而我认为，未来粮价上涨趋势不会改变，今年秋天很可能由于丰收原因而改变上涨陡峭趋势线。机会难得，必须抓住。尤其是秋粮，目前最大的风险不是粮价上涨，而是国有粮库收不上足够的储备，其他收购者收上来了却没有条件储备，结果造成很大损失。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关键是丰产要丰收，做到颗粒归仓，国有粮库尽力满仓。未来抑制通胀，国有粮库责任重大，因此，该收多少就要收多少，往年怎么收，今年还要怎么收，不能让粮库半空着。
当然，地方政府在控制粮价上涨方面并非没有作为，比如可以疏导收购大军，维护收购秩序等，尤其是对外地来抢粮的收购者，要采取制止措施。同时我也要强调：目前粮价上涨趋势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这是好事，有利于平抑未来的农产品价格；同时，粮价有序地上涨也有利于农民增收，扩大消费和内需，这也是好事。国家多储备，虽然很可能抬高一点点粮价，但受益者是农民兄弟，受益者是免受农产品价格上涨困扰的城市居民，打击的是投机客。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多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