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报》：据说此次标准相比以往减少了不少条款？
王丁棉：2008年，我曾对生乳、乳制品安全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做过统计，条款多达280余项。除了卫生部、农业部和工商等部门都有相关标准，所以，在出台的文件里就出现了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此次出台的国家标准均由卫生部单独发布，结束了之前多头制定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局面。
南庆贤：卫生部的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次的清理和完善，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基本解决了现行乳品标准中矛盾、重复、交叉和指标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提高了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科学性，形成了统一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任何国家对于乳品标准的制定都非常的重视，一般时隔5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修订。随着科技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标准需要随时进行调整、充实或者修改。同时，国家层面的标准是所有相关企业或部门对于乳品质量检查的依据，是作为法令法规必须执行的。当然，我还要强调，法规的制定还要考虑到各国自身的国情。
《北京科技报》：制定标准的要求是不是越严格越好？
南庆贤：是的，比如说任何食品的微生物含量越低就越安全，乳制品标准制定也要考虑这个因素。我国对于生鲜乳之前的微生物含量标准定为每毫升50万，只要低于这个数字，就算是合格了。
但各国、各地对于奶牛场的管理、卫生状况的要求都不同，对微生物含量的标准就会有区别。比如在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对于生鲜乳的微生物含量标准要求在10到20万以下，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奶牛场一般都能符合这个标准，但很多小城市的生鲜乳就可能不合规范。
因为我国生鲜牛奶的生产，有60%的产量还在奶农手中，而企业规模化的生乳生产比例还不到一半。比如个体户奶农在奶牛的饲养条件、卫生条件上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将微生物含量标准定位在50万以下，这样大多数奶农的生鲜乳就都能卖出去，同时，这个标准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和威胁，这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
所以我们的标准，既要向国际标准靠拢，也要考虑我国现阶段整体的科技水平和生产经营状态，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北京科技报》：新标准相比过去的旧标准有什么进步？
南庆贤：标准制定的过程是非常严格和复杂的。比如我们要征求众多企业、中央各部委及科研院所的意见。比如大型现代化企业，是未来乳制品生产的发展方向，去征求意见时，这些企业希望标准越严格越好，因为这样会提高他们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但会打压中小企业。
比如生鲜乳中对所含的杂质度有一定的标准，大型企业大多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他们进行净乳（净化奶）的能力很强，而中小企业就相对较差。仅仅听取企业的意见会很片面，所以我们还要听取中央各部门的要求，他们会从国家宏观层面提出意见。同时，科研院所的建议也不可忽视，我们要保证此次制定的这66项标准一定是公正的、符合市场、保证人体健康的标准。
王丁棉：新标准去掉了以前一些操作性不强的规定。比如在旧标准中，曾规定，“在生鲜乳当中不得查出致病菌”。从表面上看，这条规定是为消费者着想。事实上，要想检测出致病菌，就必须在生鲜乳加工之前进行。但检测致病菌通常需要好几天的时间，这样一来，取样的生鲜乳就可能早已腐败。由于其操作性不强，所以在这次新标准制定过程中被去除了。
再比如三聚氰胺，它本来就不是食品原料，更不是食品添加剂，以往的乳品标准中根本没有提到可以将三聚氰胺添加到乳品中，这是许多媒体的误读。由于三聚氰胺可能从环境、食品包装材料等途径进入到食品中，但含量很低。国家之前也出台了相关检测办法，公布了三聚氰胺在乳品中的临时管理限量值，但这不是乳品标准的内容。所以不能说新标准取消了对三聚氰胺的限量管理规定，而是因为已有相关的现行规定了，在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没有必要重复设置。
《北京科技报》：发达国家在制定标准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南庆贤：国外的经验最值得借鉴的就是在源头控制。因为靠后期的检查、化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毕竟后续检查、化验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成本太大。这次通过科技检验、制定全面的新标准后，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法分子的“钻空子”行为，同时也使监管部门有法可依，真正让老百姓喝上“放心奶”。
王丁棉：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他们对于生鲜乳的生产和乳制品加工标准，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比如美国制定的相关标准，相当于一本指导教程，甚至将饲养员应该戴什么样的帽子、穿哪种无菌衣服，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牛的生存环境不受到污染；牛生病之后，根据其具体的反应和症状，该打什么样的针以及产奶和加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详尽的介绍，以至于乳品生产商完全可以将这种规定当作养殖奶牛的教程来做，操作性非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