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由于人类早期朴素的情感、认知状态，他们谦逊地承认了动物对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并且以形形色色的图腾崇拜予以再现。作为原始部族情感认同与精神信仰对象的图腾，不仅是该部族心目中最神圣和最美好的象征，也成为维系部族成员的纽带。而据人类学家们的研究结论，动物图腾是人类最早、同时也是最多的崇拜图腾。动物崇拜中寄寓着人类对祖先的崇拜，它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某种血缘的连续关系，同时也在空间上基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知。如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作为中华民族图腾的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也铸造了我们民族的“龙”文化传统。
不过，随着人类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日益加强，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日益发展，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类开始习惯于以一种功利性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世度物，开始自视为“万物之灵长”。形形色色的动物依人类的标准被分成各种类别：有用无用、好的坏的、可爱凶恶等等。随着森林被砍伐，草原在退化，池沼逐渐干涸，道路无限延伸……新的资源分配正在进行，而动物自身也作为资源的一部分，进入人类的分配方案。
然而，作为地球生命中与人类强大的统治力相比处于弱势的群体，动物仍保有对人类的一种神秘的威胁力，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有的至今仍无法找到治疗措施的疾病，如鼠疫、狂犬病以及最早在绵羊血液中发现的炭疽杆菌，直至非典、禽流感等等。这些疫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促使人们反思：人类功利性的需求已造成不少野生动物数量的急剧减少，而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物种的灭绝都有可能造成局部平衡的破坏，这种失衡有可能促成新的疫病爆发，最终将在根本上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
庆幸的是，在“人是万物的灵长”这一观念之外，人类也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在中国古人那里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想像自然万物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依相成。如果说老子“与麋鹿共处”、“同与禽兽居”还是一种小国寡民状态下的生态理念，那么到北宋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世人皆为我同胞、万物皆是我同类，则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构建。正是在这样的“物与”理念下，“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之类的诗句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比比皆是，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民俗文化心理。而在世界主要宗教中，对人与万物的关系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如传统犹太教认为，上帝创造的所有东西都值得怜悯与同情，因此对纯娱乐的打猎、斗牛、斗狗等都表示鄙视；而佛教和印度教对生命的理解则更是真正地包罗一切生命，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更是其生命观的直接体现。
今天，在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势下，古典文化与宗教的生态观应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基点。因为，我们给动物一个未来，实际上是在给自己一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