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佛山市高明区召开了关于如何划分区内禁养区与非禁养区的会议,高明地区几百家猪场可能面临拆迁；8月14日,惠州市惠城区潼湖镇黄屋和赤岗两村近百家的猪场被政府清拆；7月下旬,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168家猪场被责令停业整顿,面临拆迁……珠三角地区的猪场环保风暴愈演愈烈。政府对被列入拆迁范围的猪场手段往往就是一纸拆迁通知,继而派出浩浩荡荡的清拆队伍；而刚刚从猪价下跌中缓过气来的猪农在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往往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迫拆迁,投入全副身家的猪场在环保风暴中顷刻间化为一堆砖砾。
近在咫尺的香港,在2006年亦发起了一个旨在清退当地猪场的计划,但其软硬兼施的手段,其在计划中周全地考虑养殖户利益的做法,对比珠三角地区越来越频繁的猪场清拆行动,前者无疑值得后者借鉴学习。
惠州:政府强行清拆
猪场损失廿万
“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能给我们适当的补偿；二是能给我们适当的时间来搬迁猪场。”站在一地颓垣败瓦的猪场中,刘新华无奈的叹息声中略带点激动。8月14日,潼湖镇养猪最为集中的黄屋、赤岗两村的猪场大多遭到了政府部门联合清拆,刘的猪场正是属于被清拆之列。虽然他的猪场存栏母猪高达200多头,是当地最大的养猪户。但这无助于他面临的拆迁风暴。
刘新华的猪场并不在村庄周围,要进入他位于半山腰的猪场需要走一段颇为崎岖的山路。如大多数猪场一般,其猪场排出的污染物也排放到鱼塘里。但由于猪场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划定的禁养区里,刘的猪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他们不管猪棚里面是否有猪,用勾机直接将猪棚压垮!我们猪场里面的有几头猪就这样直接被压死。”刘新华负责管理猪场的女儿向记者描述了清拆时的情景。“下面的猪场因为有工人直接坐在棚顶,才幸免于难。”
像刘新华这样的遭遇在2007年惠阳地区清拆当地非法猪场时亦曾发生过,相信类似的场景在今后仍将发生。据刘新华粗略计算,清拆行动导致他猪场猪群的死亡、流产、应激等产生的损失超过20万。
“我在2001年到这里养猪的时候曾想过,应该10年内还不会清拆到这里。想不到5年,这里已成为禁养区,不到10年,我就要搬猪场。”刘新华对于猪场被迫拆迁感概万千。刘直言,并非不配合政府的清拆工作,只是不认可政府无条件地要求他们拆迁,“我希望能基本满足我的两个要求。”
刘新华的要求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在小金口猪场听证会上,类似的猪场已经被政府认定为非法猪场,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惠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朱燕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广东省的要求,要探索、建立淡水河流域规模化养殖场的退出机制和计划,在2012年基本消除整个流域养殖业的污染。
香港:政府高价赎回
猪农自愿退牌
同样是面对限养、拆迁问题,香港的猪农无疑是幸福多了。2006年6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为了减少养猪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实施了为期一年的“猪农自愿退牌计划”,按照猪场规模大小、设施等给予适量的特惠金。为鼓励猪农加入自愿退牌计划,特区政府采用了较为优惠的政策来计算给予猪农的特惠金,参加自愿退牌计划的猪农可得到最少45万,最多2545万港元的特惠金。据资料显示,整个自愿退牌计划,花费的资金高达9.4亿港元。
在“猪农自愿退牌计划”实施前,香港有265个猪场；据香港渔农护理署2009年1月的资料文件显示,2009年1月,香港仍有43个猪农继续经营猪场。对于继续经营的猪场,香港渔护署公布了全新的猪饲养工作守则,全面提高养殖门槛。新守则中包括,妥善处理猪只及进出猪场人士记录、疾病监控如隔离及申报病猪、废物污水处理等五大范畴,共64条则规。每项指引均附有罚则,若业界有违反守则内的规条,将按严重程度分四级严处,如猪场自行屠宰猪便属“最严重违规”,将即时被吊销牌照；若猪场持牌人在牌照有效期内(三年),违反同一指引两次,当局可能即时撤消其牌照。
在处理环境保护和养猪的矛盾中,香港政府采取了软(自愿退牌计划)硬(更严格的工作守则)兼施的手法,显然有区别于当前国内普遍采用的强拆手段。
除了软硬兼施的手法外,香港特区政府对猪场的管理更值得国内相关部门借鉴。整个自愿退牌计划的基础是猪农拥有牌照,换通俗的说法就是这些猪场都是合法猪场,这明显有别于国内一些地区90%以上的猪场无合法身份。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为规管养猪业,在1998年才推出了发牌制度。一河之隔的深圳在2001年开始驱赶各类型的养猪场,这些养猪场大多被迫迁往临近的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