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物防治猪病是养猪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近几年，许多养猪场、户，虽然为防治猪病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结果还是因猪病使养猪的利润损失殆尽，而亏损倒闭的也不少见，猪病确实成了养猪生产的“瓶颈”。许多人反映“药越用越多，病越治越多”，这究竟是怎么了？是病的问题？还是药的问题？现就涉及到当前的猪病发生、药物在当前猪病防治中的地位，以及对药物的科学使用等问题做一浅议，以供参考。
1、 养猪生产与猪病的发生
影响养猪生产主要应有品种、营养、管理、疾病和市场五个大的因素，在正常情况下，疾病因素所占据的位置不应大于1/5；因疾病造成亏损或倒闭应视为不正常。当前猪病的发生以至猖獗流行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社会整体防疫水平低下，法制法规不健全并难以落实，病死猪流入市场，养殖环境恶劣，养殖条件及设备不足，营养、管理不善，免疫和药物的使用不够科学等，最终造成难以为猪的健康生存提供所必须的条件。目前，由多种微生物病原体而引起的传染性因素的疾病，虽在猪病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因营养、管理失宜引起的非传染性因素疾病日显突出，它除直接致病外，还使猪的抗病力下降，为病原体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这就形成了多种致病因子的猪病，它难防又难治，这是当前猪病发生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在猪发病时不要只集中精力，单纯找是什么细菌或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发病，往往有些非传染性因素是造成发病的主要原因。
2、 药物的作用与猪病性质的改变
我国用药物防治家畜疾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取得了显著成绩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是保护养殖生产的重要手段。有史以来，危害人畜健康并造成大量死亡的主要是传染性疾病；它是用药物防治的主要对象和焦点。20世纪40年代发明和使用了青霉素，它对许多细菌性疾病的防治取得划时代的成就，挽救了大量既往必定死亡的生命，被认为青霉素的发明是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新纪元，并预言“人类彻底消灭传染病已为时不远了”。使用青霉素等药物治疗当时家畜严重发生的炭疽病、气肿疽、猪丹毒、猪肺疫等病都取得过卓越的疗效。随后许多新的抗菌药物不断研制成功，为畜禽养殖的防病、治病以及促进生长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尤其是我国养猪数量巨大，每年所耗药物的数量已达驚人程度。但是，近几年发现，药物对猪病的防治效果越来越差，而病越来越多，有人怀疑是否药物的质量和作用出了问题？但从现实所接触到的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市场上大量各种各样的药品和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药品广告，可谓已达到“没有治不了的病，没有哪种病没有特效药”的程度。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本文下面要分项谈到药物方面的一些原因，另者是猪病方面的一些原因。近些年所发生的猪传染病与二、三十年前有很大本质的区别，过去猪传染病是以急性败血性侵害导致猪的发病和死亡为特征，用药物对付单纯的细菌病原体，并结合使用特异性免疫技术十分有效。但近些年的猪传染病，大多是以猪免疫系统受损而导致多种细菌并发、继发或复合感染，同时还有许多新病原体的出现或老病原体发生变异，改变了病原体与猪体之间原有的相互关系，还造成一些猪传染病以非典型或综合征的形式出现，这给猪病的防治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3 、防治猪病药物的种类及耐药性问题
兽用药物虽有数千种，但在对以商品猪为主的猪病防治的实际应用中，主要是对付细菌性传染病的抗生素、磺胺类、喹诺酮类、呋喃类以及某些中草药，在本文中将其统称为抗菌药物，其次是一些解热药和糖皮质激素，虽然还有其它大量作用于猪体各系统以及影响组织代谢的药物，但在养猪生产中甚少使用。近些年，在使用抗菌药物时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细菌的耐药性，它已成为现今药物疗效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仅在经典的老抗菌药是这样，在一些新的抗菌药也是如此。如近日研究表明，大肠杆菌对盐酸环丙沙星的耐药性在三年时间内从10%上升到100%，药物有效率从100%下降到33.3%。耐药性还普遍的存在多重耐药，据资料，猪的耐药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耐，六十年二耐，七十年代四耐、五耐，八十年代六耐、七耐，九十年代已达到七耐以上的占大多数，目前在世界一些地方出现了可耐受现今所有抗菌药物的细菌，被称为“超级细菌；MRSA”。所以在使用抗菌药物时，最好根据药敏试验选择用药以提高药物的疗效。但是药物进入体内后有一系列的吸收、分布、转化、排泄等极为复杂的过程，这与药物疗效密切相关，所以，实验室的体外药敏试验不能完全代表药物在猪体的效用。如近几年，多地实验室对猪的药敏试验显示，氨基糖甙类药物有较高的敏感性，但经猪口服用药往往是无效，这是因此类药物经口服后将近完全不能吸收，它除直接对存在于消化道的病原菌有抑制作用外，对其它系统和全身性感染无任何作用。还应注意，细菌对某种药物的耐药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同种的细菌对相同药物的耐药性可有很大差异，如近几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采集到的猪致病性链球菌，有的对青霉素高度敏感，有的则严重耐药，可见细菌的耐药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必须接触的问题。在生产实践中，除自己经常做药敏试验外，还要收集其它单位相关资料，并经常细心观察在生产中用药的实际效果，以及时修正用药。
4、严格掌握适应症和联合用药
不同种属的细菌对不同类型的药物有截然不同的敏感度，如革兰氏阳性菌对β—内酰胺类药物的青霉素、阿莫西林等大多敏感，而对革兰氏阴性菌则应选用氨基糖甙类、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可大体分为狭谱抗菌和广谱抗菌两类，根据病原菌的特点能用狭谱时不用广谱；广谱药不一定比狭谱的好。还应考虑它属于杀菌药物还是抑菌药物，以及在猪体内的血药浓度及维持时间等一些问题。目前不合理的药物联合使用较为严重，它可使疗效降低、毒性增加或产生拮抗，还可导致病原体耐药性增加以至加重复杂化等更深层次和长远的问题。联合用药应首先明确病原菌的种类，然后从药物本身考虑药物之间的理化性质、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学等相互关系，才可确定联合用药的种类、配比、用量及疗程，更需得出疗效的确切证据，还要注意同类药物同时使用可能造成积累性中毒。目前生产中对猪病防治的联合用药和一些复方制剂非常多，但总体是太滥，任意性太强，大多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验证；更缺乏样本对比数据。在当前的现实中，往往是缺乏药物或兽医知识的养猪者，在大胆频繁和大量的同时用多种药物防治猪病，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多年来，经药物学和临床证实可增效的联合用药仅有青霉素+链霉素和磺胺类+增效剂。在防治猪支原体肺炎及血痢时用每吨饲料中拌入80%枝原净120g+金霉素300g或“安泰”1500g+2.5%洛美沙星1000g，以及为防治猪呼吸道病综合征(PRDC)和链球菌病、细菌性腹泻等用的“加康”400g+阿莫西林300g或磺胺二甲嘧啶(SM2)700g+北里霉素300g等几种成功的联合用药，对缺乏理论研究和临床验证的联合用药，应慎重对待。
5、制定科学的用药方案
在掌握本场疾病种类的基础上制定用药方案，它包括药物种类、剂量、疗程、药物轮换计划等，避免无的放矢或一旦有病就手忙脚乱大量投药。预防性用药在效果和经济上远远胜于治疗用药，但预防用药一定要认准敏感药物和用药时机，投药太晚、疗程太短或太长、药量太低、太高等都影响疗效或增加药残。孕猪的围产期、仔猪断奶期、保育猪转群期，以及易发生应激时，是预防用药的重点。一般预防性用药应达7～10d；治疗性用药不应少于5天，现今因治疗太晚或疗程不够而致复发和死亡的病猪甚为常见。许多场、户，预防为主的观念尚未得到落实，资料显示畜牧业发达国家预防性驱虫药占兽药销售量的30%，我国距此相差甚远，说明对“防与治”认识上差距很大。对当前猪细菌性病原体敏感度较好的药物有氟苯尼考、替米考星、氧氟沙星、阿莫西林、阿米卡星、头孢噻呋等可供选择，应将抗菌药分为一线、二线、三线等，没有明确指征时不轻易提升用药档次，以免出现无药可用的局面。在治疗猪病时应明确有下列情况的病猪要放弃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急性发病猪；重病猪；药费价格超过猪价值的猪；生长发育明显受阻的慢性病猪；治愈后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或赔钱的猪。防治猪病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和防止疾病扩散，而不是为了挽救生命或延缓死亡时间。
6、 正确认识抗病毒药
猪传染性疾病在猪病中占据主要地位，而其中病毒性病可达80%以上，尤其近些年新传入或新发生且防治难度大的也多是病毒病。在用抗菌药物防治无效时往往寄希望于抗病毒药，但经使用后仍使人大失所望。因为病毒的复制周期包括吸附、穿入、脱壳、生物合成及装配释放等阶段，已知现有的抗病毒药，最多是某一种药对某一种病毒复制过程的某个阶段产生某种程度的干扰或影响而已，对已进入细胞内的病毒则毫无作用。目前不会伤害宿主细胞，又能灭活病毒真正意义上的抗病毒药在全世界尚未研制成功。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一、二部(2000年)尚未收载一种抗病毒药。近几年还发现，有的在不清楚抗病毒药的药理作用的情况下，仅从“抗病毒药”这一药名上理解，为提高所期望的疗效，往往加大剂量或长期使用，因而发生严重毒副作用以至死亡。如使用病毒唑，按每kg饲料中加入0.2g的剂量，连喂3～7d，猪即出现体温下降、便秘、黄疸、血尿、贫血以至死亡；怀孕猪发生流产等。因而2005年10月农业部颁布文件，宣布动物疾病治疗禁止使用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病毒灵等抗病毒西药，但是，现在对抗病毒药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及在临床上试用仍是十分必要的。抗病毒中药的研究迫在眉睫，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对某些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药主要有金丝桃素等，市面上主要有腾骏动物药业开发的“安泰”等产品。其抗病毒作用主要是通过调动自身作用的扶正去邪、五脏自稳、阴阳自和等途径来实现的，并不是直接对病毒的灭活。
7、科学评价中草药的效用
我国用中药防治家畜疾病已有多年历史，中医、中药被认为是祖国宝贵的遗产，当前在用西药防治猪病效果不好情况下，也常寄希望于中药，但通过生产实践发现存在问题颇多。中草药本身的化学成分非常复杂，每一种中药(指植物药)都含有100多种化学成份，中医药有它特殊的理论体系，需按照“四诊八纲”辩证，再按特定的君、臣、佐、使的要求组成方剂使用，它最适于个体的治疗，并不适用以群发为主的传染蔓延的猪病。现在使用中草药防治猪病常有两种制剂形式，一种是将中草药经粉碎后拌在饲料中投药，这种原始粉的剂型经消化道较难吸收利用，同时中草药都有一定气味，适口性不佳，猪往往采取甚少或拒食，所以难以达到疗效；将中药制成煎剂的方法多适用于个体治疗。另一种剂型是注射剂，有的是从中草药中提取的单一化学成分，但所制成的针剂含有效成分较低，尤其中药是一种化合物群体发挥药效的，这类的化学单体成分的针剂往往效果较差，且目前能提取出单一有疗效化学成分的中草药为数甚少，这也限制了中草药针剂的应用。现今市售的有些兽用针剂，虽说明是由数种中草药制成，但液体仅呈现微黄，微红甚至无色，且高度澄清透明，它所含的成分不可能是由数种中草药合成；用中草药联合制做针剂发生的混浊、沉淀等问题远远未能解决，更谈不上疗效。目前还有少数的中草药提取物上市，但它是否含有其原来中草药全部的有效成分，尚难肯定，还由于其价格及剂型等问题，目前在兽医上应用甚少。有宣传称中草药无毒副作用、无药残、无耐药性、可抗病毒等等，但据古代文字记载及近些年用现代药理学手段证实，许多中草药同样具有有毒副作用及药残，只不过较西药相对较慢、较少而已。还据近年研究，70%以上的中药会有不同程度的导致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目前利用中草药种类众多，药效特殊等优势，将其用做添加剂促进生长，提高免疫力，预防免疫抑制性疾病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为中草药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8、充分发挥被动免疫制剂的防治作用
在当前猪病由于大量复合感染或病毒性疾病，用化学药物防治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往往可取得良好的成绩，这是一条值得重视和应用的另种防治途径。目前应用的此类制剂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特异性的制品，如抗猪瘟血清等，但生产或市售的此类产品甚少，且针对性较单纯。在生产中应用较多的是用本场病愈猪、淘汰的健康母猪，或本场经强化免疫、接种自家疫苗的育肥猪，采血后分离出血清使用。尤其是在仔猪断奶期或保育期转群阶段，以及发病前或发病早期做预防性注射，收效甚好。现今已有经国家批准生产针对仔猪腹泻性疾病的高免卵黄制剂市售；针对其它疾病的特异性高免卵黄制剂也已在研制中。另一类制品属于非特异性的，目前我国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是一些细胞因子制剂，如干扰素、白细胞介素、转移因子、胸腺激素等。除外还有另一类型的免疫增强剂，如黄芪多糖、左旋咪唑等可供试用。这些制剂在猪病防治中应用的频率和数量逐年增加，它们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制品的质量，其次是使用时机和猪体的状况。
9、对当前兽药混乱现象应有所认识
我国现有兽药企业2700多家，通过GMP认证的有1300多家，进入市场的兽药产品近4000个，但由于法律和管理等多方面原因，仍有一些假冒伪劣的兽药在市场销售，在选购和使用时应加以注意。购药时应优先选用信誉好的大型企业的产品，要经GMP认证和有批准生产文号等，必要时可用电话查询。不要被精美华丽的包装和大肆吹嘘的广告所迷惑，如能治多种猪病，包括猪瘟、蓝耳病、圆环病毒感染、附红体等几乎所有猪病的药；“立即见效”、“十分钟见效”、“当日见效”的药；以及“一针治愈”、“药效维持3天或9天”的药；与××株式会社或与××国合作生产、引进技术，甚至有国外厂址的药；含有纳米技术的药；不标明药品成分，或中西药混合制剂，以及标有含所谓“未知因子”、“特殊因子”、“靶向因子”的药；将法定正规药名改为罕用名或译音名，如将庆大霉素标为艮它霉素，将安乃近标为诺瓦尔精等；以及把某些疗效较好的老药名称，改为一个类似名称来“打擦边球”，但药的成分与疗效根本不相关的，如将新胂凡纳明为“新凡那明”，914为“914A”等等。还有一些药物只有对症作用，治表不治本，往往延误病情，如“止泻灵”等，主要含阿托品或茛菪碱，仅有抑制肠蠕动短时止泻作用。“特效冰针”也仅含有安乃近或氨基比林，药名一经改变，药价上升翻了几番。还有将退烧药、抗菌病、抗病毒药、糖皮质激素类药混在一起制成针剂，称为“广谱高效”的“万能药”，暂且不谈配伍的技术性问题，在临床上这类药并不能适用于猪病的各不同阶段，或暂时有对症的效果，但对猪整体有害，或经一段时间用药仍以猪的死亡而告终。兽药所存在的问题不限于上述几种，应提高认识，慎重选购和使用。
10、防治猪病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观念
使用药物与接种疫苗同样是防治(制)猪病的一种重要手段，要发挥它们的良好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观念：观念决定策略，策略决定行动。药物防治猪病受适应症、时机和使用技术等许多条件限制，它的防治作用是有限的，目前在生产中往往对药物的防治作用期望过高，认为“有病就要用药，用药就能治病”，滥用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据近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发展中国家一项调查的结论：人1/3死亡病例的死亡原因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的用药。国内对人的调查不合理用药排在首位的是随意滥用抗菌药，它占据81.54%，一般人在一年内服用过3～7种抗菌药。我国缺乏对防治猪病不合理用药方面的调查，但从每年的药物消耗数量及临床现实可以看出，为防治猪病的不合理用药和药物浪费会更为严重，对有多少猪病是用药治好的？一年消耗了多少药？应该认真计算和思考。当前我国猪病的严重发生实际是多种不良因素的反映，依赖药物防治是一种误识。猪病的防治应是一项系统工程，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战略性的、综合性的，绝不是靠一招一式即可有效，更不可能立竿见影。减少猪病发生的关键是给猪一个适宜它生存的环境条件，使猪能健康生长，将“防重于治”提升到“养重于防”的高度，健康猪本身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或免疫力，尤其是一些免疫抑制性疾病，健康的猪群可明显减少发病，只有通过这种根本性的防病措施，才能大幅度减少使用药物的几率和数量，“健康养殖”才是防治猪病唯一正确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