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禽滥用抗生素后患无穷
目前，不少饲养户把抗生素视为预防和治疗畜禽病的万能药，且盲目加大剂量，这样做的结果与人类滥用抗生素同样后患无穷。
畜禽生产中大量使用抗生素会使其在肉品中残留并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冉陆介绍，由于抗生素在饲养过程中被长期低剂量使用，动物会逐渐产生耐药性，这种耐药菌可以通过粪便直接污染环境、水、食品，还可以通过直接接触传染给人。可怕的是，这种耐药基因还可以传递给人体肠道内的细菌，让它们也变异为耐药菌。此外，长期食用“有抗食品”，即使消费者没有直接大量服用抗生素，人体肠道内细菌的耐药性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强。这种通过“有抗食品”从动物传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性感染越来越难以治愈，而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下去。
２００５年四川资阳地区暴发的猪链球菌疫情，四川省微生物专家李明远教授认为，很可能是饲养者长期在猪饲料里滥用抗生素导致的。他认为，现在一些养猪户为了达到快速催肥的目的，在猪饲料中添加青霉素、镇静剂、激素等，直接导致猪体内细菌耐药性增强，而耐药性增强意味着细菌变异，这种变异由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质变，就可能导致由这种细菌产生的疾病流行。
相关资料显示，虽然早在１９８９年农业部就颁布了《批准使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剂品种及使用规定》，１９９４年又发布了《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此后又相继修订数次，但滥用抗生素造成残留超标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药残超标已经使我国出口动物源性食品屡屡被拒。２００２年初，欧盟开始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虾、兔和家禽肉等动物源性食品和水产品，由此导致２００２年上半年中国水产品出口下降７０％以上。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药残超标已成为制约我国畜禽产品出口的重大问题。我国是畜禽产品生产大国，加入ＷＴＯ后，我国农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药物残留往往是引发国际贸易中非贸易性技术壁垒的导火线，不仅影响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出口创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还有损中国农畜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
健康平等：农畜产品岂能内外有别
正是鉴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联盟，其成员包括９０多个国家，它们采取严厉的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而随着近年来动物源性食品出口频频触礁，我国国内大部分出口型相关企业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加强药残管理。窥一斑可知全豹，我国２００５年出版的一套《进出口食品中农兽药残留检测新标准技术实用手册》虽然定价高达９９８元，却依然成为饲养行业的畅销书。
但令人忧虑的是，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上依然危机四伏。基于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不健全及监管惩处乏力，在不法利益的驱动下，饲养业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有抗食品”依然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隐形杀手”。
分析人士认为，国民同样拥有对安全食品的消费需求，同样具有对“有抗食品”的知情权和“无抗食品”的选择权，应该尽快改变当前这种内外有别的不良饲养加工状况。转变模式：中国饲养业能否“无抗”
为何抗生素在饲养业中几近泛滥成灾？这显然与它背后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据悉，在那些管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下的饲养场或饲养户中，使用抗生素不仅可使动物抗病能力提高，还可让它吃得更少、长得更快，这无疑会降低饲养成本。与此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力度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有抗食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在药店需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的抗生素，饲料厂、饲养场或饲养户都能轻易批量购买。
一面是利益的驱使，一面是监管的漏洞，有了市场需求，不少饲料厂就会积极主动地生产“有抗饲料”，而那些陷入耐药性恶性循环的饲养场或饲养户又不得不对生病的禽畜加大抗生素的用药剂量。
有关资料显示，当前用于农畜身上的抗生素种类甚至已经超过人用抗生素的种类。虽然各地的质量监督中心会不定期地进行抽检，但由于我国的饲养模式主要是千家万户分散饲养，根本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同时，那些杂牌饲料生产厂家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胆大妄为，生产的“有抗饲料”品种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以至于那些在国外可行的检验方法在国内屡屡碰壁。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以规模较小、管理和技术水平低下的饲养场和饲养户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较大，要想真正有效控制农畜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必须切实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否则，“有抗”将成为制约我国饲养业健康长足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