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菲的生产商——瑞士罗氏集团位于巴塞尔的总部，其CEO休谟正接受着全世界的瞩目，很多人觉得他“晚上做梦都应该笑醒”，但事实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是休谟更有可能出现的状态，因为他和整个罗氏都站在了一根钢丝上，左边是利益、右边是名誉，左边是大小股东、右边是万千生命，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更要命的是，没有人可以向休谟传授保持平衡的智慧与技巧，因为没有哪个企业像罗氏这样猛地被抛入如此复杂的商业环境和如此危急的历史时刻……
灾难中不能承受之重
2004年9月，泰国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养的鸡开始成批死去，紧接着，村里的孩子开始生病。普兰尼的女儿也病了，姐姐普兰姆催促她赶紧回来，普兰尼回到家的时候，女儿一直在咳嗽，血从鼻子和嘴巴流出来，跟着，这个11岁的女孩就在母亲怀里断了气。两周后，26岁的普兰尼也死了，她被确诊为禽流感，很可能是从她死去的女儿那里传染的。在妹妹死前4天，32岁的普兰姆也开始生病，很快，她也被确诊为禽流感。
死神的脚步就这样步步逼近。
短短几个月内，亚洲国家就有60多人因感染禽流感病毒而丧命，其中，柬埔寨4人，印尼7人，泰国12人，越南最惨——43人。
此后，肆虐的病毒由亚入欧，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禽鸟身上，科学家们都发现了这种病毒，尽管在欧洲还没有发现人感染的例子，但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标志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威胁。
对于病毒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曾经做过预测:
如果禽流感病毒变异为一种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毒，全球可能会有1亿人因此而死亡。
1亿人！这让人联想起1918年那场恐怖的西班牙流感——感染者的肺部充满了血红的液体，脸因为全身缺氧而变成了深蓝色，皮肤就好像被体内的烈火烧烤过一样，有时候，血甚至从他们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流出来……据估计，在病毒流行的24个星期里，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失去生命，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000万人死亡只有它的1／2到1／4。10月6日，美国病理学家陶本伯格博士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可能是直接由某种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的，而且，该流感病毒的某些变异情况与当前H5N1禽流感病毒的变异状况十分相似。伦敦帝国大学的佛格森教授则认为，目前面临的禽流感形势，甚至比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还要严重。
与病毒的来势汹汹相比，人类的对抗则显得慌乱而无力。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拥有先进的流感监控网络，能够在爆发初期监测到病毒，但问题是，发现以后怎么办，人类甚至连对抗禽流感的核心武器——疫苗都没能掌握。世界卫生组织只好一边督促各个国家加紧研制疫苗，一边建议每个国家储备足以覆盖人口总量25%的达菲——瑞士罗氏集团生产的这种小药丸2004年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测，被认定对预防禽流感或禽流感病毒传染到人体初期具有疗效。
达菲由此一夜成名。
订单从50多个国家雪片般飞往巴塞尔，飞往罗氏。他们美国的药房在10月7日前已经储备了3.4万疗程的达菲，相当于2004年同期的8倍；美国国防部为美国军队订购了5800万美元的达菲；美国政府也订购了230万疗程的达菲。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因为这些达菲只能覆盖不到1%的美国人口，而英国的达菲储备已经能覆盖其25%的人口了，加拿大的也已经能覆盖15%了。
满足如此庞大且饥渴的市场需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2年，罗氏总共生产了550万疗程的达菲，2003年，增加至1800万疗程，尽管两年内，罗氏已经将达菲的产能翻了数倍，但是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家公司大概要用10年时间才能满足全球20%人口的需求。
责任并不全在罗氏。罗氏从1999年开始生产达菲，虽然公司将达菲视为非常重要的药品，但是，1990年代末，流感爆发的频率非常之低，各国政府对抗流感药根本不感兴趣，这使得达菲的销量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同样因为利润微薄、风险巨大，全球许多制药厂商都停止了流感疫苗的生产，与它们相比，罗氏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虽然如此，出于对禽流感大规模爆发的担忧，各国政府、各种机构还是开始不断地对罗氏施加压力，它们的要求集中在三个方面：降价、提高产量和放开专利权。
起初，对于“降价”和“放开专利权”，罗氏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反复强调它正在加紧提高达菲的产量。可是，当病毒威胁到无数生命的时候，你甚至无权保持沉默，因为那同样会被视为麻木不仁，你必须迅速作出决断，因为当人们恐惧而焦灼的时候，他们的耐心是相当有限的。
步步退让
罗氏并不是麻木不仁的。
10月15日，罗氏宣布向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各捐赠2万疗程和2400疗程的达菲，此前，它还签署了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300万疗程达菲的协议，第一批100万疗程的达菲将于2006年年初准备就绪，其余200万疗程的将在2006年年中之前准备就绪，这些药物将由世界卫生组织分发给最需要的人。
也许用这点“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还是太过单薄，迎接罗氏的仍然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讲话是苦口婆心式的，“我们不应该让医药专利阻碍发展中国家制造疫苗以使穷人获得治疗的道路，我不想听到与艾滋病药物同样的争论。”他说。
美国参议员舒默的言论是急风暴雨式的，他严厉斥责罗氏“把利益放在全世界安全的前面”，舒默给罗氏写了两封信，在信里，他以“强制许可”为要挟，命令罗氏在1个月内向美国5个制药厂商开放专利以提高达菲的产量。
有人翻出了罗氏的陈年旧账，以证明它是天生的为富不仁：1970年代，罗氏的一名员工亚当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交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详尽地揭露了罗氏跟潜在的竞争对手勾结起来维持维生素高价的内幕。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失误暴露了亚当斯，罗氏决定起诉他，依据瑞士的商业保密法，亚当斯被判监禁，他的妻子因此自杀了。20年后，罗氏恰恰又操纵了同一种药品的价格，为此，它缴纳了5亿美元的罚款。
还有人提到了罗氏在近几年艾滋病之争中的表现，以显示它是习惯性的唯利是图：为了遏制艾滋病,南非政府不理会专利所有者，进口了廉价的非专利药,2001年3月,全球39家跨国制药厂商威胁要把它告上法庭，罗氏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即便是最狠毒、最刻薄的批评者都无法否认罗氏是一家有坚守、有责任的公司。90年代，当美国的竞争对手通过密集的电视广告和庞大的直销队伍销售基层医疗药物，创下辉煌业绩的时候，罗氏还是心无旁骛地将赌注押在创新研究与生物科技上。要知道，这样做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过去10年里，罗氏的股价一直起起落落，如果不是其创始家族的抵制，在股价处于低位时，罗氏很可能已经被瑞士的另一家制药厂商给收购了。所以，罗氏近几年的崛起，与其说是“时来运转”倒不如说是“天道酬勤”，它研制的创新药物挽救了无数濒危病人的生命，例如，它著名的治癌药物系列，又例如，达菲，如果此时没有达菲，不知道人们又会陷入怎样的恐慌。至于艾滋病，2005年年初，罗氏宣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及联合国确定的其他一些最不发达国家降低艾滋病药物的价格，虽然对那里的艾滋病患者来说，降价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企业毕竟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慈善机构，它如何承载得起如此沉重的社会责任？
然而，在大流行病的面前，罗氏即使再有理也注定只是小理，只有生命的权利、生命的不可复制才是最大的道理。
陆续有国家亮出了“强制许可”的杀手锏。
10月中旬，菲律宾、泰国、越南、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都表示不排除强制许可的可能。“没有哪家跨国医药公司可以抓住达菲的生产专利权不放，因为它只向美国以及欧洲那些发达国家提供达菲。”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巴迪亚说。
如果说上述国家还只是把强制许可作为商业谈判中的一个筹码，那么，印度的西普拉公司就真的是在埋头苦干了。
印度第三大制药厂商西普拉的总部位于孟买，它生产了大量廉价的非专利药，并把这些药卖给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10月16日，西普拉宣布，它正在研制达菲，准备在2005年年底开始商业化生产，
2006年年初，它生产的达菲将以一个“人道的价格”向那些极度需要它的发展中国家出售。“不管是对是错，我们都将生产达菲，并让它走向市场。” 该公司董事长说。
罗氏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10月18日，罗氏宣布，它愿意进行“再授权”的双边谈判，再授权有三个附属条件：其一，只能在“紧急”的情况下生产；其二，必须符合质量认证；其三，必须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在犹豫不决了接近一个月之后，罗氏的突然转变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对于许多国家强制许可的威胁，罗氏则表现出“无所谓”的姿态。它声称，达菲的生产过程相当复杂，实现批量生产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和10个步骤——其中之一还有爆炸的可能，罗氏自己都向国外购买了一些制作方法，全球只有极少数的几家公司拥有生产达菲的能力。
虽然包括“行动缓慢”、“种族歧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评论认为，罗氏的决定是禽流感病毒威胁到欧洲国家时才做出的，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在内的各种抱怨仍不绝于耳，罗氏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财富》杂志称之为“出色的公关”，罗氏的股票也暴涨了4.7%，接近192.70瑞郎(相当于149美元)。
罗氏的标本意义
在宣布再授权后的24小时内，“几个公司和政府”立即与罗氏取得了联系，此后，罗氏收到了近200份来自第三方的申请，罗氏对它们进行系统评估以挑选潜在的合作伙伴。
就在罗氏秘密谈判的同时，印度西普拉公司和台湾卫生研究院公开宣布，它们已经完成了达菲的仿制过程。两者都驳斥了罗氏关于“达菲生产过程相当复杂”的说辞。台湾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声称，他们是8月23号进的实验室，18个工作日后，他们就做出了成品。该研究院的合作伙伴——台湾神隆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准备生产达菲，它说，只要获得足够的原材料，它可以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数以吨计的达菲。
作为回应，11月9日，罗氏向记者全天开放了它在巴塞尔的总部。在一个挤满了人的露天剧院，公司高层向记者们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虽然简短，很多信息都是首次公开：首先，他们公布了达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产量——2002年，550万疗程；2003年，1800万疗程；今年，5500万疗程；2006年，将达到1.15亿疗程，2007年，预计增至3亿，将满足目前所有订单的需求；接着，他们还公开了达菲阶梯式的应急储备价格——发达国家每10片15英镑，欠发达国家12英镑，生产胶囊所需粉末的价格则分别是7.7英镑和7英镑，这比平常20英镑到51英镑的价格便宜了不少；最后，他们重申各个国家没有必要打破达菲的专利，因为罗氏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全世界的需求。那之后，记者们开始了3个小时的参观，参观的内容包括厂房、旋转的烧杯、巨大的发酵缸以及过滤器。
罗氏的评估工作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终于，12月11日，罗氏正式授权上海医药集团在中国生产达菲。上药方面表示，在罗氏的帮助下，2至3个月内，实验室内的成品可以问世，大约半年内即可形成生产能力，本土达菲的销售渠道仅限于政府采购。除了上药，全球另外还有11家企业进入了罗氏此次的授权名单，下一步，罗氏将邀请这些潜在的合作伙伴作进一步的商议。
持续了近两个月的“罗氏在使缓兵之计”的流言蜚语因此戛然而止，沸沸扬扬的达菲专利之争以这样的方式告一段落大概是众望所归，即便是对风暴中心的罗氏——虽然牺牲了眼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声誉是无法量化的。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亚洲、南美甚至于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繁荣，毫无疑问，它们将成为制药厂商的新兴市场。
当然，风波还远未结束，它目前的平息有赖于方利益的博弈，但此类事件的最终破解仍然需要制度化的框架，譬如说，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全球性产品的提供机制？该如何解决知识产权与公共权利之间的悖论？企业在公共危机中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又该建立怎样的补偿机制？……
从来没有哪家企业象罗氏这样与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联系得如此紧密，罗氏是个先例，它作为样本的意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