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艰难的起步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首要问题是康复战争创伤与解决温饱，但能源、肥力、畜力不足、农机木成体系，人拉犁现象处处可见。当时饲料工作的重点主要着力于未利用饲料资源的开发及加工、贮存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名牧业总体的重点是“控制疫病，畜为耕用，猪为肥用，耕牛禁宰，扩大畜群”，在饲料营养科研方面虽然曾有学者提出过各种畜禽的饲养标准方案，惜未久便湮没于书肆。
2 先天不足，后天多病
抗美援朝前后，“向苏联一边倒”，李森科主义、米丘林学派一度成为科技导向。在饲料营养学界则由莫利逊转向波波夫、托迈以及后期的马尔启扬诺夫等的著作及讲稿前后被译成中文，在全国流传甚广。以“淀粉价理论”为基础，以反刍动物为背景的燕麦饲料单位及其饲养标准体系在中国推行长达10年之久。当时在中国“猪为六畜之首”，玉米主要用于口粮，耕畜靠草麸、饼粕供肥用，由于粮食不足，养猪用精料主要靠“返销粮”及农家饲料，不仅能量不足，而且蛋白质也严重缺乏。政府只能号召，解决猪饲料要执行“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饲料”的方针。实际上是采取“有啥喂啥”的原始生产方式。而当时的动物营养科学界一盘散沙，理论脱离实际，盲目地“牛冠猪戴（注1）”，导致我国饲料营养科学在启动阶段不仅流于形式，而且走了弯路。
3 从“玉米饲料单位“到“糖化饲料”
“玉米饲料单位”反映了当时一批学者想要探索一条走中国自己的路的主观愿望，但事与愿违，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于是正当伊呀学语阶段便照办了“苏联老大哥”的模式，不过是苏联改“淀粉”为“燕麦”，而中国又改“燕麦”为“玉米”，换汤不换药；“东施效颦”而已。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饲料资源开发与加工贮存等有关内容均被列入《中国农业科学 12年(1957～1965)发展规划》。但好景不长，“3年灾害”后，只向科学进军了2～3年，浮夸风滥行、伪科学猖狂，而略有基础研究性质的工作则被冠以“个人兴趣”、‘嘿项目’等大帽子而多数夭折，虽偶有佳作，惜零散、浮浅、无佳可陈。只留有王栋、许振英等先驱们的遗著或大专教材，迄今仍可称为后学者的启蒙经典作，留与怀念。而从“大跃进”到文革后期长达近2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正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集数10年动物营养科学、饲料科学、医药科学、食品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储备为一体，综合应用于饲料工业及现代化殖业的启动阶段，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很快便使得其畜禽的生产效率比20世纪初期提高了将近1倍。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非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在配合饲料中的广泛应用，计算机优化饲料配方软件的不断升级与普及，畜禽新品种的更新换代以及疫病防治技术的进步等方面的科技进步与普及，使得许多先进国家的养殖业生产水平不断刷新记录。而我国正沉溺于“三割催肥法”、“洗衣粉喂猪法”、“放猪卫星”、‘╳╳╳糖化饲料”、“无粮发酵饲料”等锁国主义时期。左倾盲动，坐失良机，迫使全国人民生活所需肉、蛋、奶供应，采取配给制，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使得我国饲料营养科学本来就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又进一步拉大。
4 重要转折－“万寿路会议（注2）”
从拨乱反正到20世纪末期是我国饲料营养科学发展并与生产相结合的盛世。北京红星鸡场、北京实验猪场及南苑配合饲料厂的问世标志着国家领导对现代化饲料工业与养殖业的重视。但早期的政治气候仍然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个别领导仍然批判在猪饲料中添加维生素、微量元素是“资产阶级富养猪”技术路线。“万寿路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也是为动物营养科学正名的翻身会。会议落实了为设计配合饲料配方所急需的制定猪、鸡饲养标准及整理出版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的任务。在一批老一辈动物营养科学家的带动下，前后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多次有关动物营养的专业会议及国家攻关项目论证会，大多数会议的气氛都是开诚布公、祥和而积极的。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猪、鸡、奶牛、肉牛、羊、水生动物及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等分支学科的“自然分工群体”。并有序地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已故动物营养学会名誉会长许振英教授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全国同行们的支持下，首先创建了“畜禽营养研究会”并受原农林部科教司委托在哈尔滨东北农学院连续5年举办了以全国高级教师为对象的饲料营养科学学习班，这不仅填补了当时民族饲料工业科技力量中存在的断层问题，同时也为避免“六五”～“七五”期间科技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有效利用科研条件，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5 5年耕耘，10年协作，20年初见成效
5年辛勤耕耘填补断层，20年群龙齐舞中华大地。20年来，由于政策的调整，国家的投入、畜禽品种、防疫、卫生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动物营养及饲料科学在养殖业及饲料工业上的普及应用，使得我国民族饲料工业从无到有，总产量几乎翻了60倍，稳定地占领了国内市场，有些产品还销往东南亚各国。2001年，全国在人均占有粮食量基本上徘徊在400 kg（约相当 于美国的1／3）的粮食资源背景下，全国肉、蛋、奶、水产总产量分别达到了 6334万 t、2337万 t、1123万t和4382万t，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全国人均占有肉、蛋、奶量分别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kg、2 kg和1kg增长到了51 kg、19 kg和9 kg；也分别增长了4倍、9倍和8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凭票供应制敞开供应。多年来，价格平稳，供销两旺。铁的事实批驳了西方学者“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谬论。2002年作为“畜禽水产养殖技术”被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评为“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与“两弹一星”相提并论，在全世界公认为是奇迹。
6 从咿呀学语到探索前进
“六五”前期是转轨的准备阶段，当时的饲料加工业还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规制”历史时期，不少官办厂的饲料原料与产品是平价进、议价出，于是成为抢手货。无竞争则无进步，特别是当时由于科技储备的不足，标准化工作滞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于是一度“混合饲料”、“凑合饲料”、“坑农饲料”泛滥；导致相当一部分规模化养殖业亏损，于是社会上乃有“银猪、金蛋”成本之贬词。经过改革前的阵痛，一批经营不善的饲料企业及养殖业相继被无情淘汰，我国民族饲料工业及养殖业才基本上从探索中扭亏为盈，进入市场公平竞争阶段。小平同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都强调了饲料科学的重要性，他在1983年1月对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全国都要搞饲料加工厂，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加工厂，饲料工业要作为工业来办，这是个很大的行业”。同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发展我国饲料工业问题的报告》，1984年12月国务院又颁发了（198～2000年全国饲料工业发展纲要试行草案》，嗣后，在农口、内外贸、化工、医药等行业均成立了与饲料有关的专门机构，并在饲料工业标准化工作、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以及饲料添加剂的审批等方面理顺了分工协作关系。到“七五”已有十多种可在不同微机上根据国内科研成果设计的优化饲料配方软件问世。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照搬国外配方或高价求购“专家密方”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我国初级阶段的民族饲料工业及现代化养殖业提供了科学依据。据评估在畜牧业的增长因素中肉、蛋、奶的科技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3％、56％和62％，上个世纪末期全国配合饲料合格率达到了97．3％，这是动物营养科研成果“丰收”的年代。
7 从“多快好省”向“省好多快”的战略转移
众所周知，动物营养学与饲料科学是现代化养殖业与饲料工业的主要科学支柱。从这两门科学的形成、发展与前景分析，涉及到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境保护，乃至生态平衡等学科的许多方面。人类从狩猎到驯养动物大约经历了上万年，动物营养学从桑克特留斯（注3）（1614年）设计的“无觉性发汗”测定到拉瓦锡（注4）（1770年）算起虽然已有400年或200年的历史，但是，真正运用现代动物营养科学对畜、禽、水生动物进行科学生产，仅仅有不到几十年的历史。令人担忧的是近20年来，在我国正当通过配合饲料产出的猪肉、禽肉、禽蛋的比重仅占全国总产量的20％、56％和30％的初级阶段，在许多大中城市的近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已经出现了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在牧区则由于长期超载、过牧，导致草地的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达原草地面积的90％以上；特别是在人为控制的封闭式、高密度饲养条件下，以高生产性能和高饲料回报率为目标的畜禽产品风味的下降；药物残留以及个别非法商贩滥用“饲料添加剂”屡屡造成对人身健康危害事件，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疑虑的焦点。这是盲目追求“多快”而无视“好省”的后果。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前景分析这是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曾经称霸地球1．4亿年之久的恐龙是如何绝灭的？有种种猜想，其中“生态恶化论”的警示与洪武二年（1366年）以来鄂尔多斯草原退化89％的现实对比，两者是多么地相似。而前者800个恐龙家族用了上亿年自生自灭，而后者仅仅用了634年。如果人类盲目地不断向自然界索取有序物质，肆无忌惮地排放无序物质，遭到报复的将是人类自己。因此，人类必须及早采取自救措施，及时刹车，拯救自己。
8 用5R（注5）原则解决“内忧”与“外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有人估计，我国要真正做到“健康永续发展”，起码须要做上百年的努力。事实证明，任何一项产业的“持续增长”都不等于“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消费”。为此，当前任何一项人类活动与科学抉择都必须考虑对自然资源（人、水、土、能源）的平衡与补偿；对不可逆转的规范，对“生态赤字”由质变到量变阈值的预警水平以及人类动态调控建构与解构平衡的驾驭能力等项基本原则。
回顾近几十年来饲料营养科学，在揭示动物机体内营养物质的生理生化反应及代谢规律，调控饲料营养物质间的互补颉颃关系，乃至改造动物周围环境与机体内微生物环境等多维机制的许多方面，确实在其边缘科学的互相渗透与嫁接等界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若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则不得不考虑所有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前天、昨天与明天、后天的关系。某项科学技术在特定的环境、资源背景下，可能是先进的、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时空状态下就可能是反动的、不可逆转的灾害。许多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线性经济必须向以“SR”为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开源）与持续消费（节流）为指导思想的循环经济方向作战略转移。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净土，正在自觉不自觉中减少、恶化、甚至消失。我们如果走有些经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则等于“饮鸩止渴”。须知我国是背着12．6亿人口的沉重包袱与先进国家“竞走”。特别是人世以来我国还面临着“绿色贸易壁垒”（外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任务。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每前进一步都不能推卸而且不可忘怀的大事。
9 更新观念建立“四业”良性循环关系
对中国农业现状必须有忧患意识，要唤起民众，保卫生态环境、保卫尚未被污染的净土，要尽快调整完善种植业、饲料工业、养殖业与草业四大产业体系的良性循环与经济战略关系。一个观念必需更新，即改变过去将粮食生产等同为食物生产的概念；区别广义的饲料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概念；澄清过去不能用于食物的农作物主、副产品都可以满足养殖业生产所需饲料的认识误区；要建立将养殖动物所需养分安排在饲料作物或牧草种植业生产计划中的大农业生产观；要发展不以获取籽实为唯一目标，而是以增产可饲用总体生物量为目标的“营养体农业”生产体系。种植业不仅要为养殖业提供所需饲料中的“营养源”同时还需要有计划地把从饲料中提走的所有养分，科学合理加以补偿回报。不管农区养殖业也好，牧区畜牧业也好，必须使其排污良性循环，“回报”农田或草地。据报道，近年来有些地方正在通过开发种草、外销创收的途径谋求暂时的经济效益，作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传统的逐水而居的畜牧业是分散的，而且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是分区轮牧或季节性轮牧方式。尽管破坏缓慢，毕竟还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相比而言，破坏的手段是“原始的”、缓慢的。按每公顷每年产中等质量首猪干草15 t计则将从土壤带走氮 413 kg（注 6）、磷 33 kg和钾 360 kg，如果按现在某些地方所用的现代化的“先进”手段进行“种草”、“卖草”，而不进行土壤肥力回报，岂不等于用“现代化”、“机械化”等先进手段加速仅存的草地、水土资源的枯竭进程。作者认为：对此类项目的立项应组织专家认真论证，为今之计。首先，应争取从草畜平衡然后再考虑草畜两旺，只有个别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考虑国内的盈缺调节。从国情国力及草地、水肥条件出发，单纯直接出口草资源换汇是弊大于利的短视行为。
目前各级政府正在加大投入，贯彻执行以草原承包到户为重点，完善“双权～制”（所有权、使用权、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休牧和划区轮牧，发展、建设适用灌木，充分发挥草原服务体系，加大草原执法力度等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已前后采取了“休牧政策”，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必要的。预计在退耕还草、还林之后还会在一些农牧交错地带的水土资源较好的宜耕地区，通过农牧结合，草牧结合发展生态农业，或在粮食产区周边采取“储‘粮’于‘草’”，“以粮养牧”、“以粮换草”、“以草养水”的方针，大力发展和巩固舍饲畜牧业。这是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养畜的必由之路。应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推广执行。
10 走自己的路
回顾近代科学史，我国有过“闭关自守”的锁国主义时代，但也有过“洋务运动”、“向苏联一边倒”、“大跃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狂热年代。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左的、右的干扰使中国人尝尽了苦头，耽误了许多黄金机遇，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当前正值众志成城，奋发图强的盛世，我国目前能够用于R＆D的经费仅占GDP的0．5％～1％，是发达国家的1／5～1／7，在R＆D的经费中可用于饲料营养研究的份额则更少。当前不仅科研投人不足，同时还面临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复杂性与时效性的矛盾，科研创收与基础研究的矛盾。为此，对每一个饲料营养科技工作者都要求慎审处理“为与不为”的问题。科学技术无国界，有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科学技术的受体一生产者与其生产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却是有条件的。15年前已故许振英教授曾指出：“毋庸讳言，除极少数例外，目前我国大多数课题仍是前人报道的重演；尽管研究对象一贯面向国内，但是希望与艰难并存，志踌躇而势摇曳，路崎岖而蹒跚”。这是老一辈科学家对当时饲料营养科研总体水平的基本估计。近年来连续3年科学发明一等奖轮空，也无情说明了这一事实。10年过去了，这一局面有多少改变。作者认为，有进步，但不能令人满意，有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决策失误，我们必须自强不息，为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而奋斗，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