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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断受到猴痘、艾博拉、疯牛病、禽流感等来自动物的自然源疾病的威胁。一方面是新的来自动物的传染病的增加，另一方面，已经被控制的传染病也卷土重来。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教授、佛罗里达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约翰·西诺特（Ｊｏｈｎ Ｓｉｎｎｏｔｔ）认为，目前人与动物接触的危险性达到了过去１００年来的最高水平。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徐宏发教授也指出，自然源疾病之所以频频爆发，根源在于人类破坏了原有的生态体系。
约翰·西诺特认为，一些全球性的因素正在影响疾病的传播。这些因素范围很广，小到父母给孩子买稀罕的宠物，大到热带雨林的砍伐和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禽流感也是这样，它１００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只在动物间传播，但现在却突然给人造成严重威胁。
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徐宏发教授认为，首先要反思人类饲养动物的方式。目前，养殖场里动物密度太高，养鸡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大量使用抗生素及其他预防药物。从动物繁殖历史来看，大规模饲养动物，很容易发生疾病，因为动物相互间传染病毒、细菌的速度较快。如果为了预防，无限制地用药，动物对疾病的抵抗力则会越来越差，所需的药量越来越大，病毒突变加快。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动物流感研究中心专家付朝阳也认为，有些地区采用禽粪喂猪、猪粪喂鱼、水禽放养，鸟类丰富的生产生态模式，加上人们喜吃活禽，高密度、多品种活禽市场特别发达。这些特点决定了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可通过粪便、水系、饲料、活禽市场、用具、饲养管理过程、迁徙和共同的中间宿主等环节在家禽、水禽、野鸟、猪和人之间保存、传播、演化，产生新型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
徐宏发教授认为，不断发生的自然源疾病是人类的危机，也是人类反思、调整的契机。例如，禽类饲养可以采用其他方法防病，选用抗病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繁殖，现在的选种往往太强调生产能力，导致品种抵抗力差。以前人们关注的是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现在还要把动物的健康提上日程，这样人才能得到良好的卫生环境，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一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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