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迎倩：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李宁：中国农业大学长江计划特聘教授
夏友富：对外经贸大学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主任
丁世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消费指导部主任
吴建繁：北京市农业转基因生物管理办公室主任
施鹏翔：绿色和平组织生物安全项目主任
■转基因技术是不是一种进步
■发展转基因技术是否有环境和生态的风险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怎样落实
“转基因”一词今年出现的频率相当高，7月至8月，北京市农业局对市场的大豆类转基因食品进行执法检查，强制实施标识制度，更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到，转基因食品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的生活。
但是，公众对“转基因”也存在一大堆问号。9月10日下午，一个题为“转基因食品与公众权利”的小型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都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见仁见智，畅所欲言，有些看法十分一致，也有不同的意见在这里碰撞、交锋。
■一致的共识———转基因技术是一种进步
钱迎倩：有报道说我是转基因食品的最大的坚决反对派，这是误导。其实我基本上是（转基因食品的）接受者。据今年6月1日的《参考消息》报道，国外有一个报告，是调查了一百多位各级科学人员后得出的，这个报告代表了美国的科协也代表了英国的皇家学会。该报告说第一转基因食品可以安全食用，从1995年投放市场以来，还没有因为吃转基因食品有不良反应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接着就提出警告说，这并不保证越来越多的食品经过基因改造、具备新的特点以后，全都是安全的，因此，今后还需要进行更有力的安全性的测试。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就是管理者必须要堵住漏洞，加强监督，增加透明度，扩大对环境的检查。第四还必须继续研究，以便不断制定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措施以加强管理。
李宁：在自然界，基因的突变和交流是广泛存在的，这是进化的动因，也是进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很多的野生物种之间基因的交流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种多样的世界。我们说的转基因是指人为的转基因。1981年转基因动物成功，转基因农作物成功是1983年。
转基因目前已有非常多的成果，转基因鱼已经可以达到产业化，这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研究的。但是因为科学界对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所以转基因动物在任何国家都还在实验室里。
转基因技术对于全世界的农业来说，效益非常好。任何国家的农民都很辛苦，如果作物可以通过技术来改变，是最值得欣喜的。所以今年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种植地有5700万公顷。
美国的大豆、油菜、棉花转基因的占了70％多，玉米也占了50％多。
夏友富：我总体上赞成国家应该大力支持我们转基因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战略和长远上应该支持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发展，转基因在将来是比较有前途的产业。但是在重视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同时必须重视生物安全技术的开发。现在有人已经提出生物恐怖主义的概念，“9·11”以后美国就搞了一个生物反恐立法，所以转基因技术对我们国家生物安全的影响非常大。万一有邪恶的科学家利用转基因物种来暗算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丁世和：转基因食品是新事物，任何人对新东西都会有疑惑，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个人拥护转基因食品，因为转基因食品的好处是确确实实的。安南说它是人类农业发展史上一次蓝色的革命，哪个国家在这种新技术上落后，这个国家的农业将来就会落后。
消协的态度就是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在知情的前提下选择。国际消联也是这个态度，要让老百姓知道这是转基因食品，但是否选择它，权利在老百姓。国际消费者协会是联合国食品标准制定机构，7月3日颁布了严格管制转基因食品的三个标准，就是说转基因食品这项新技术各国都很关注，但对负面作用也很谨慎。
■争论的焦点———推广转基因物种是否有环境和生态的风险
钱迎倩：现在科学家的分歧并不是应否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是集中在转基因技术对生态、环境是否会产生影响，至今仍然争论激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已经有不少转基因物种影响环境、污染环境的实例。加拿大种植了转基因抗除草剂的油菜，1998年的时候，在加拿大一些地区的很多田块里已发现油菜带有转基因的性状，这是基因漂移所造成的结果。1999年又发现了能抗多种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这说明转基因食品上，基因漂移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间。这会影响生物多样性。
更为严重的是墨西哥玉米的问题。大家知道各种作物都有起源中心，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地。为避免转基因玉米污染墨西哥的起源地，影响整个玉米的遗传惯性，所以墨西哥政府规定在墨西哥是不种转基因玉米的。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美国转基因玉米到了墨西哥，数量还不少，有的是作为救济物资进口的。2001年据英国的《nature》报道，墨西哥很偏僻的两个州原有丰富的玉米遗传多样性品种，在这两个州里有22个地区的玉米发现了有转基因成分，后来证明它们的基因污染比例达到了35％，对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是非常大的破坏。
我们可以把转基因的农作物看成是一种外来物种，因为自然界本来不存在这个转基因物种。我本人认为转基因的农作物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放进大自然进行产业化以后，就有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有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的某些农作物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分泌出有毒的多蛋白，而这种多蛋白可以和土壤结合起来，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多蛋白的毒性可以保持200多年。大家知道土壤生态系统现在是研究最不清楚的，土壤生态系统远远没有被人们认识。这些毒素对于整个土壤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需要长期的观察。
另外这些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因为基因漂移成为杂草，或者影响野生植物而成为超级杂草，而这种超级杂草不是一般的除草剂能除掉的，这对环境是很大的影响。近年由于我们重视绿化，引进杂草的数量很多，这在将来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生态效应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到，有的生态效应长达40年以后才发现，再消灭已经不可能了。比如水葫芦是20世纪初引进的，当大家认识到它的危害时，每年打捞水葫芦最少花费一个亿，甚至多达五亿。
但是现在水葫芦的问题还是非常挠头，很难解决。而且我国现有的法规中还没有针对草的管理办法。
所以从安全化的角度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不反对发展转基因食品农作物，但是我觉得要非常重视生物安全。
李宁：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和生产的安全性是我们对转基因物品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没有一项技术没有问题，直到今天我们的飞机、汽车天天都在变，我们天天在用的计算机变得更快，芯片半年更新一代。问题永远会存在，最关键的是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人类在对一项技术和文明进行取舍的时候，总是将它的效益和带来的风险进行比较。当发现效益比潜在的危险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带来益处的东西。工业是这样、汽车是这样，原子能、核能的利用都是这样，难道汽车没有危险吗？
但是我觉得技术虽然要积极地发展，科学上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我也非常同意钱先生说的，对产业化还是要慎重，要严格地进行管理。
施鹏翔：在媒体的讨论中绿色和平组织经常以反对派出现，其实我们不反对基因技术本身。我们对转基因的关注是它对环境、对生态还有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如果科学家在研究室里去发展转基因技术，去完善它，我们不反对。但如果转基因释放到环境中，会对环境有一定的风险，会对人体健康有风险，我们就要对这种可能性提出警告。另外我们要告知消费者，让他们有权在吃转基因食品还是非转基因食品之间作出选择。
我们倾向于采用预防原则，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转基因产品是否像其他产品一样，一旦释放会大量繁殖。这个过程我们很难控制，如果出现问题，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补救。预防原则已有一个国际的法理基础。在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里已提到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
■公众关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李宁：我国转基因管理的严格超乎一般，科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劳动非常巨大，转基因食品的检验指标比我们现在普通产品安全性指标多得多。转基因食品在我国没有经过三年的检验就不可以上市，所以我敢说，消费者可以放心地食用，没有问题，那都是过了很多关才放到市场上。
吴建繁：在我国，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六个环节才能进入市场。
政府在这方面是非常负责任的，不会把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推向市场，推向生态。所有转基因的目录是由国务院条例规定的，农业部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目前公布了五大类，包括大豆、番茄、油菜、棉花、玉米。对这些已经公布的，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农业部相关法规进行操作和严格管理。
施鹏翔：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地讨论，但我们的立场是认为这个安全性没有定论。所以我们不会说它是绝对安全的，也不会说它是绝对不安全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消费者需要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我们认为是绝对不安全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把它从市场上取消。如果我们证明是百分之百安全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是否要把这个标识拿走。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还没有公认，我们应该给消费者这样一个权益。
在历史上，一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刚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对它很乐观，抱有很大的期望，但过了十年、十五年后我们却发现要禁止它的使用。目前为止还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与传统产品是同样的安全，大豆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有五千年的时间证明传统大豆是安全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大豆是绝对安全的，还需要更多的验证。可能我们现存的科学技术，还不能完全有把握做好转基因产品的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方面的评价。
最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三百种玉米发现混入了转基因玉米，美国不批准人食用。至于这些玉米如何进入到人类食物链中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所有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呼吁消费者可以放心消费？
■专家聚焦———转基因产品对农民是否有益
夏有富：我认为应该全面考虑转基因技术带给我们的利益问题，要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要考虑三农问题，也要考虑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因为进入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谈判，争论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知识和技术被人家拿走了，美国孟山都公司把我们的大豆种子拿走，在101个国家申请专利，那么我们怎么办？印度的香米都被美国弄过去申请专利，造成印度自己不能再种，这很麻烦。
大豆涉及到4600万农民的利益，全世界种大豆的黄金地带是中国的东北，那里最适合种大豆，种其他都不如大豆长得好。但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和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1年进口了世界三分之一的转基因大豆，今年1到7月份，我们进口了1226万吨，其中转基因大豆858万吨。
大豆在农产品中是世界上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有四万种食品是大豆制品，可以搞环保，搞纺织品，搞军事工业、医药工业、包装工业，现在已有了大豆服装。所以美国有大豆战略，巴西有大豆战略。我国虽有大豆的振兴计划，今年两千万亩的资金还没有落实，而且今年大豆要突破1500万吨的进口量。
所以并不是靠转基因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靠转基因就能把传统农民改造成现代农民，未来农民对转基因公司的依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国外的转基因技术大量进来，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我们这些院士们要成为孟山都的高级打工仔。
施鹏翔：对消费者来说，转基因食品不是更便宜、更好吃，也不是更有营养，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不仅仅是消费者个人利益的问题，还有我们农民的问题，还有中国作为大豆原产地的问题。因为一旦发生转基因污染，不单单是影响到中国作为大豆故乡，还影响到全球农业的资源问题。现在大豆是几千万农民赖以为生的作物，如果支持非转基因大豆，一方面是对消费者更有保障，对健康更有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农民的支持。
李宁：在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的使用，降低了80％的农药量，使得近一百万的农民获得了益处。而且转基因技术本身使农业的概念有所转变，通过转基因动植物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食品、药品，使得农业过程变成一个工业过程。我国的国情和有限的土地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使用高技术。
■最大的悬念———怎样落实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
丁世和：转基因食品的公众权利，起码涉及三个权利，一是安全权，一是知情权，一是选择权。
标识制度是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我们周边的国家基本都是标识制度。标识的目的是对转基因食品实施科学的管理，以便消费者进行鉴别和选择，并规范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无论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毛病，就是应该标识。所以第一，我们的态度是非常赞成、支持标识制度，买与不买由消费者自己决定。
第二，标识制度是要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这个标识制度告诉消费者的是“这是转基因食品”，不是告诉你“警惕、小心这是转基因食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为什么还允许在市场上出售呢？
吴建繁：国务院在2001年发布管理转基因食品的条例，2002年3月20日农业部又出了三个配套的法规。这几个配套的法规出台后，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就进入了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比较有法可依，有程序可遵，我们才开始真正地进入科学的管理。
今年3月13日我们开了全市转基因产品的执法检查大会，向所有的商家和企业公布，我们要到市场抽查，凡是转基因产品没有标识的，都应到主管部门申请进行标识。4月份国家的行业标准出来了，所以前期的抽取样本都是按照国家推荐的标准抽取的。
现在通过上市执法的监督检查，还有北京市十八个区县都对超市豆油为主的产品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90％以上的都标识了。个别没有标识，有几种情况。一是对产品是否用了转基因原料并不清楚，二是不属于我们抽检的品牌，这样的豆油我们会按国家推荐的行业标准抽取样本，进行检测。如果发现是转基因的，就要求进行标识申请，甚至要进行处罚。对标识的产品，今后也要加大市场的抽样力度，监查标识情况是否符合批准标识规范化的标注方法，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目前批准进口转基因产品的90％是大豆油，转基因的玉米和番茄几乎就没有批准进口过。
像我们担心的转基因大豆种子是没有批的，现在批的都是用于加工原料的，但不可以做种子，审批过程中农业部是严格控制的。一旦批准了转基因番茄、玉米或者其他的转基因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会进行跟踪，我们会严格按照国务院的条例落实消费者的知情权，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下一步如何落实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我们最近和北京热线做了一期转基因的节目，热线非常火爆，很多消费者很感兴趣。我们也在搜集一些信息，准备下一步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上下工夫，比如出一些小的宣传册和卡，举办相关的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