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科学之争还是商业之争
不久前，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雀巢公司部分未标识的国内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短短两天，就有超过五千人在互联网上表示抗议。而国外同时传来的是非洲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美国转基因粮食的消息。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和健康到底有无危害？在科学家、环保人士、生产者和政治家之间持续的这场争论也许各自的目的并不一样。
随着生物工程科学的高速发展，转基因食品已从抽象的科学名词，转变为人们身边超市中的某一个具体产品。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话题，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近来美国卡夫公司下令回收玉米饼、欧盟限制转基因食品的输入、绿色和平组织阻挠基因黄豆的进港，以及各国规定在基因食品上明确标识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转基因食品带来的一系列争论已经不仅仅是食物问题了。
转基因食品———科技新神话？
神话源于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利用大肠杆菌做材料，分别提取出两种不同抗药基因的DNA，再重新植入大肠杆菌内，结果发现，新的大肠杆菌不但能抵抗两种药物，而且它的后代都有了这种特性，代代相传。
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恩的发现被广泛应用到农作物上。如美国科学家把镇草宁除莠剂基因转入大豆植株细胞，获得的转基因植株能抗除草剂；日本科学家将大豆中的铁蛋白基因植入土壤杆菌中，最终培育出含铁量高两倍的高含铁水稻；加拿大的养鱼场已成功为鲑鱼植入制造生长激素的基因，生成“超级鲑鱼”。普通鲑鱼要3年才能长到3公斤，而“超级鲑鱼”长到3公斤只需一年半……
西红柿可能是转基因研究领域最大众化的课题，“鱼西红柿”就从最抗冻的动物———大西洋里的冷水鱼美洲拟鲽身上提取出抗冻蛋白基因“转”至西红柿里的，制造出了“美洲拟鲽抗冻转基因蕃茄”。
神话中的主角———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把截取下来的一段外来基因植入某种生物，从而改变该生物原有基因，最终制造出具备新基因特征的食品种类。
与常规育种比较，转基因食品的基因来源更为广泛，甚至可以是另一类生物。理论上来讲，这些物种在自然条件下不会产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新物种。
转基因作物也与嫁接有着根本的区别，嫁接是将优良品种的芽或枝移接到另一个适应性强的植株上，使之成为一个新的优良品种。嫁接后的新品种取两种植物的长处，但这种能力无法遗传。而转基因食品则从物种的基因上改变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后的物种其后代都会带有改变后的遗传特征，类似于产生了一个新的物种。
在世界粮食危机的情况下，转基因食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特定需要，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自1983年首次获得转基因烟草、马铃薯以来，短短十余年间，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开发进展十分迅速，国际上获得转基因植株的植物已达100种以上。从1995年至1998年，全球转基因产品的销售收入增加了20倍。
会“跑”的基因？
基因转移在实验室里不是什么新鲜事，科学家可以把水母的基因移植到水稻里。但在自然界中是否也会发生这样跨物种乃至跨生物界的基因大跳跃呢？
著名的也是持续争论至今的是德国耶拿大学教授卡茨的一项长达3年的研究，他表示研究发现用作改良油菜籽的抗杀虫药基因，已转移到蜜蜂体内的细菌和酵母中。这一发现对欧洲各地农民也增加了压力，在卡茨报告发表前一天，英国农业部长敦促农民销毁逾3万亩受转基因油菜籽污染的油菜，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国家也颁令根除此类油菜。但同时有许多科学家对卡茨的研究表示怀疑。
日本东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也在一种日本甲虫“绿豆象”的基因组里，发现了原本属于细菌的一组基因。
1999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科学家发表了他们在实验室的结果：帝王蝶幼虫吃了抗虫的B t基因改造过的玉米花粉沾染过的牛奶草叶子，近一半死掉了，幸存的也不能正常发育。尽管是实验室的结论，但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位对巴西胡桃过敏的人，吃了一种注入巴西胡桃基因改造生产的大豆，竟然也出现相同的过敏现象。为了避免以上情况发生，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要求全美生产的转基因食品必须通过严格的过敏反应测试，以确保转基因食品无负作用。
转基因农作物里携带的细菌基因是否会转移给其他物种形成“基因污染”，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些发现将使争论更加激烈了。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当然要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而支持基因工程的人则会说基因转移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有的科学家认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些争论都显得有些为时过早，因为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转移过来的基因真正起过什么作用。即便基因真的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也可能只是变成一些垃圾。
商界：安全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既然转基因食品结论待定，为什么很多人还对转基因食品“敬而远之”，非洲人甚至饿死也不吃呢？为什么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愈加成熟，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以大豆为例，从各国开始抵制转基因食品起，美国的大豆出口量就开始下降。美国和巴西是大豆的两大出口国，因为巴西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因此巴西大豆的销量开始旺盛。可是在巴西南部的南里奥葛兰和帕拉纳，农民从阿根廷偷运转基因大豆种子种植，令巴西不能保证出口的大豆没有转基因的成分。去年，巴西农业部长的访华，就是缘于中国将修改转基因产品入口的管理措施，要求产地国出具安全证书。此举让已经不再完全“纯洁”的巴西大豆经销商普遍担心会引发出口危机，导致了巴西农业部长的访华。
与此同时，黑龙江农垦九三豆业集团董事长隋凤富却自信地说，中国的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而且直接生产成本并不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中国大豆完全有条件与进口大豆竞争，尤其在目前美国等国家的转基因大豆在欧洲许多国家受到抵制的形势下，无疑为我国的大豆提供了竞争优势。比如现在日本选购大豆的目标就开始转向中国东北。
因此，他认为应该严格限制转基因大豆的种子引进和种植区域，为中国大豆出口留下一块净土。
可以看出，民众对于科技产品持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导致市场的转变和需求。
其实，这很大一部分缘于各国政府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因为政府和媒体的态度将会强烈地影响民众对此的态度。
美国是最早批准转基因食品上市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美国对转基因产品的接受也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欧洲国家，从政治首脑到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食品都持排斥的态度。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清华大学信息工程学博士赵南元认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不贴标签，是因为民众早接受了转基因食品。贴标签的是欧盟国家，这里面夹杂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考虑。很简单，在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生产方面，美国走到了欧洲的前面，美国的相关产品的质量更好，冲击欧盟市场。所以欧盟强制要求贴标签，然后在老百姓心目中扇动一种对转基因食品的不信任感，这样就制造了一种非关税壁垒。我国也有人在考虑用贴标签方式缓一缓美国带来的压力。但这东西是个双刃剑，真宣传大了，将来我们自己的转基因产品也没法卖了———这种宣传会妨碍自己的转基因研究，使我国在相关科技方面更加比不上人家。
所以有人宣称，人们对基因工程食品并不存在天然的恐惧感，恐惧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科学界的争议
目前科学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基本态度是：直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哪个试验足以证明转基因食品比传统食品不安全，但同时也承认，对于这类问题，科学家除了长期监测外没有别的方法。
以使用转基因食品最多的美国为例，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已经食用了5年左右的转基因食品，超级市场上4000多种商品是含有转基因植物成分，但在这5年中，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例子，证明人吃了以后会得病，甚至会引起死亡
赵南元认为，基因噩梦乃人为编造。他说，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普通的育种都是先选择自然界中随机突变，然后让它们杂交或用别的方式处理，比起找一段特殊功能的基因转进去，其盲目性要大得多，导致产生有毒物质的几率也要大得多。在自然界中，我们种的任何一种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都要进行细胞分裂，都有一部分细胞会发生突变，这种突变是毫无方向的，有益的突变率非常低，有一个数据说是一亿分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种的某种东西某天突然变得有毒了，这个概率在理论上是很高的，比转基因作物突然产生毒性的几率要高得多，但我们没有被天然的麦子毒死过。作转基因研究时我们目的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所转的基因能带来什么性状，其安全性要高得多，我们不担心传统育种方法，凭什么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理由，完全可以拿去反对传统育种方法
石元春院士认为，从技术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对人体不存在利弊的问题。但由于转基因食品是把一种外源的基因转移到生物体中，因此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需加强监管和审批
实际上，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更多担心的在于它有可能干扰生态环境。例如，种在甲地田野的玉米，花粉会借昆虫或风力传到乙地，对生态圈的影响难以评估。还有实验证明，抗虫转基因玉米没有识别益虫和害虫的能力，它在毒杀害虫的同时，也损害了益虫。尽管这些都还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经过人工转基因的作物虽然比普通作物更具备生存能力，但是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有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无法控制的危害
这场对于转基因安全的争论一时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真正的影响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是看不出结果的。美国目前正对转基因的食品安全进行更严格的研究。对于消费者来说，科学只能提供部分实验结果，绿色和平组织争取的是人们的知情权，吃还是不吃，还是要由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