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些中国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经济的冲击:与进口大豆、转基因食品、生物安全控制等关键词同时涌来的,竟是如此密集的转基因系列事件！
事件之一
2002年7月底,国际著名传媒机构路透社传出惊人的消息,美国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与中国国内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上市代码：600872)正在合作生产转基因大豆，目前已经进入转基因种子及食品安全现场测试阶段。眼下在中国，转基因大豆还处在禁止生产阶段,如果消息属实，以孟山都公司技术的穿透力和国内压榨市场对高油大豆急切的渴求，建立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条例》等将不堪一击。
事件之二
2002年11月初，3家深圳本地公司的8种转基因食品申请了转基因标识，从此亮出了转基因的“身份”。这8种产品大部分都是食用油类转基因食品，此次申请的8种转基因食品包括食用油、粟米油、豆油、菜油、调和油以及饲料豆粕。同时，大型超市沃尔玛商场已开始实行转基因食品申报制度。
一时间，舆论哗然……
转基因的困惑公众的困惑
中国人的严谨举世闻名，但“转基因”这洋玩意鲜有人知，更何况自己已经“吃”了六七年“GMFOOD”了。庆幸的是，从2002年3月20日起，所有含有进口大豆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包括色拉油、豆油、番茄酱等等，都必须贴上“转基因食品(GMFOOD)”的标签。
不过，如果贴上个“绿色标志”，还很有地位。贴上一个“转基因食品(GMFOOD)”标签，那不就等于提醒别人：“我不是绿色食品啊，小心点吃啊！”所以，直到现在，北京的超市里还看不到“GMFOOD”。
贴不贴转基因标签,吃不吃“GMFOOD”，是两个问题，但同样令人困惑。
贸易的困惑
从美国运来一船大豆比从黑龙江运来价格要高，为什么福建的榨油厂还是买了美国货？
经历了80多天的“绿色封锁”，2002年的进口总额最终停留在1100万吨。进口少了，总量少了，榨油用的大豆涨价了，5000万种豆的中国农民笑了，可中小榨油企业就叫苦了……
买中国大豆还是美国大豆，大豆进口要进多少，真令人困惑。
企业的困惑
一度盛传：美国著名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正在与中国国内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合作生产转基因大豆，并已经进入转基因种子及食品安全现场测试阶段……
经过数月追访,双方公司最终予以否认!然而,业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
自去年3月20日农业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强化转基因标识管理工作后，11月初，深圳油脂及流通企业纷纷响应，而北京市场至今寂然无声……
面对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转基因产品市场,面对新经济汹涌澎湃的大趋势,作为经济主体的广大中国企业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勇于担当新游戏规则的制订者?还是甘为既得利益者们的哼哈二将?困惑中的中国企业在思考……
“GMFOOD”：谁的生命标签
另类标签，还是生命标签？
不可否认，作为事实上“早已”全面应用于食品制造的新技术，转基因并不为人所知。
以广州统计局的一次社会调查为例，在受访的7000人中，超过80%的人仅仅“听说过转基因技术或者转基因食品”，其中仅有大约13%的人自认为对这种技术或食品“有所了解”。据此，中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状况可见一斑。同时，寥寥几个知情者也大多持怀疑态度：近30%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有副作用”，而超过70%的人坚持认为“对转基因食品做出相应规范”。
专家们则认为，对转基因的普遍“怀疑”恰恰是由于公众缺乏了解以及权威机构没有提供安全消费指导。普通人对于攸关生命安全又讳莫如深的事物怀疑甚至否定，是极为正常的。
值得思考的是，几乎所有被访问者都认同包装上有“绿色标志”的“纯天然”食品。他们信赖这种标志，不仅可以放心食用，而且它还意味着“纯天然”。甚至有被访问者称其为“小康生活”的一个指标。因此，不难想像为什么迄今在商业风气相对保守的北方市场上贴着“GMFOOD”标签的食用油依然踪迹杳然。
科学界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公众知情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令人疑云四起的“GMFOOD”标签非但并不“另类”，反而是护卫人类生命秩序的“生命标签”！
诺亚方舟，还是绿色杀手？
对于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科学界、商业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众说纷纭。以美国一些转基因技术较为发达的公司为主的科学界和商业界，坚持认同转基因的生物安全性。而以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欧洲科学界以及各国的一些媒体，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性则基本持怀疑、限制甚至否定的态度。
从纯技术层面看，转基因技术应当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坏。真正需要分析和判断的是：在商业化和产业化中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管是否有效。对此，双方各执己见。
目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反方”主要担心的是：应用于食品生产的转基因原材料(农作物)是否对人类，对环境，以及对自然物种(同类物种以及虫体)造成污染或破坏。
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正方”则认为：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类为了提高农业产能，以解决不发达国家普遍的饥饿问题，必须全面采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并促进其产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转基因技术不啻于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同时，在安全性方面，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发现一例公认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的事例。因此，支持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各种转基因食品由于经过技术机构完善的实验程序，并经过政府部门严格的生物安全审查，其安全性是可控的。
美国孟山都公司大中国区市场经理邓先生在提及转基因大豆安全性时解释说，从技术上讲，销到国内市场的大豆多是抗除草剂型转基因产品。这种转基因大豆在油脂压榨过程中已将有关转基因的蛋白质成分分离出去，因此在人体中已无残留，对人类安全没有任何影响。
最近欧洲的一家研究机构也试图发表权威判断：尽管转基因大豆在人体有一定的残留，但对人体安全不会产生威胁。
显然，转基因生物对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动植物、微生物物种安全的根本影响，目前在国际上尚无“绝对”的定论。即使是“抗除草剂型大豆”这样比较简单的转基因农产品在食用中对于人类的确定影响，目前也是颇多解释，而无公认的权威实验结果予以公布。中国的基因技术权威机构迄今也未能系统地提供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的论据。发展生物科技，人类的科技力量毕竟有限，“人造上帝之手”的威力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因此，在国际上相当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转基因标识”问题的重要性。自2001年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本着“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最终选择权的原则”，转基因产品在实现跨境交付和转移(主要指外贸活动)时，进口国可以要求对进行交付或转移的一方实施安全评价与标识管理。此后，世界各国出于保持本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虑，纷纷对“GMFOOD”这个“怪胎”祭起严格管理、强制标识的“法宝”。
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美国的“绿色标签”(有机标签)。这个在21世纪挟持着各种领先技术在全世界的各个领域飞马扬鞭的高新技术大国，最近竟然也推出了食品的“有机标签”体系。资料显示，由于美国在农业转基因技术与产品领域远远地走在了人类进步的前列，所以，作为使用转基因技术最广泛的国家，也是转基因技术全球商业化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每年仅7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出口一项即达100亿美元)，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比较宽松的国家和倡导GMO安全性监管“三不主义”的国家。权威媒体将其“三不主义”描述为“对转基因食品在生产、流通中不加以任何限制”，“对消费食物是否属于转基因类不加以区分”，“对基因改造作物(GMO)不必用任何标签加以注明”。挟其在传统经济中“世界霸主”的余威，美国更加以生物科技商业化为新的“大棒”，动辄在国际贸易中坚决反对他国对转基因等农产品施加的任何监管手段和“绿色壁垒”。
上帝之手，还是皇帝新装？
早在1983年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培育出来以后，人们忘情地推崇其为人类的“上帝之手”。而自从1994年第一种允许商业化的延熟型西红柿上市以后，美国这个以高新技术为新的垄断武器大举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代言人，不仅延长了西红柿在超市冰冷的货柜上的寿命，更增长了自身在国际贸易框架中进一步占有制定新经济“游戏规则”主动权和优先权的技术经济实力。
如同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在全球新经济框架还方兴未艾之际选择了最好的站位。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在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一项就赚得了NASDAQ们看得见摸不到的150多亿美元。从技术上来说，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大国。
以我们目前讨论和争议的主角———转基因大豆来说，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生产目的百分之百是为了压榨取油，所以被归入生产原料。而在中国，大豆一直是作为主要粮食作物，被放置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去考虑的。所以，尽管中国转基因大豆一项技术上发展有所迟缓，但局部的减速并不能阻挡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脚步。
生命安全背后的新技术哲学……
人们在谈到转基因生物时总会首先问及“转基因生物/食物安全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即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其发问的前提就隐藏着一个讳莫如深的“诡辩”———由于转基因生物/食物是以非常规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所以它是非自然的，也所以它极有可能是非健康和安全的———所以转基因生物/食物极有可能是充满危险的。然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之间的融合程度和异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即使是“自然选育的生物物种”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的代名词。而人工育种和科技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和危险直接划等号。科学是动态的，是进步的；科学技术的一个巨大力量就是在进步和不断完善中逐渐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一味地惟技术马首是瞻不免误入“技术拜物教”的歧路。而闭目塞听，主观上不愿意面对新的变化不愿意去顺应新的时代，也不免落一个迂夫子的名声。所以，正确地对待转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并正视它们所能带来的冲击，正是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大潮推给我们的第一个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在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对转基因作物出现了较大的争议，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进程。这些争议的爆发与几个生物转基因事件有着一定的关系。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客观和有指导性地看待转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呢？
事实上，尽管广大公众对于转基因生物知之不多，但我国科学界对GMO争议的立场还是保持了高屋建瓴的站位。
在近十年间，中国工程院、农业部等部门就转基因植物的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专家们认为，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瞻远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失时机启动了863计划和转基因专项计划，我国在植物基因组和转基因研究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对优势。
专家们认为，我国正在全面建立和完善的农业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已能基本满足从田间试验、商业化生产到流通领域全面管理的要求，在其安全评价中所采用的“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和“个案分析”(Case-by-case)的公认原则也是科学合理的。
专家们还认为，我国现已培育出了一批转基因农作物材料，有些已经过了多年的田间试验，产业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应该进一步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化，以免丧失业已取得的相对优势和在国际高新技术竞争中的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