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72岁的格力创始人朱江洪先生，退休5年后，他最近又被卷入舆论场。
先是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出版，书中驳斥了“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的说法；原定最近举办的“格力老员工见面会”又起风波，因董明珠是否出席的问题被关注后，活动临时取消。
这个被誉为格力灵魂的老牌企业家，曾一手提拔董明珠，培养她成为接班人。不过，2012年董明珠接手后，似乎慢慢把格力变成了朱江洪讨厌的模样——朱时代的格力是技术流，是“格力，掌握核心科技”、“好空调，格力造”，如今的格力是网红，最为人所知的标签就是董明珠。
一场博弈，或许已经在退隐老领导和网红现领导之间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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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领导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被命运嘲弄过，又都选择了反击。
如果不是丈夫去世，南京某家化工研究所的行政人员董明珠，大概会安安稳稳地在金陵城里相夫教子，也就没有南下珠海独闯格力的故事了。命运抽走董明珠的寻常幸福，又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扇门里有朱江洪。
董明珠的打击来自家庭，朱江洪的坎坷则源于时代。
40年代出生的朱江洪，赶上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因家庭成分不好，这位华南工学院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百色——一个他用了放大镜才从地图上找到的山区偏僻小城。
那是1970年，文革盛行，知识分子沦为最没地位的阶层。朱江洪一进厂就被分配去当工人，他有心理准备，觉得还不错：能吃饱饭，有工服，每月还有几十块工资，这样的好事，上哪里去找？
“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特点是能吃苦，干活勤快，从不挑肥拣瘦”，他在自传里如此写道。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百色又是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厂里不乏浑水摸鱼的人，但朱江洪干活很卖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可以连续两天两夜不休息。
两年后，他被提拔为质检工，一年半后，调升技术员——这个如今工科大学生进工厂报到的基础岗位，朱江洪当年花了近四年才熬到。
他成了那个“肯吃苦又有技术的小伙子”。
他也善于处理跟领导的关系：为了提前完成生产指标，他私下搞变相承包，激励懒散工人。但任务提前完成后被领导问及时，他只说：
“战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加强“斗私批修”学习，提高认识后，工人干劲倍增，所以能提前完成任务。
技术好、肯吃苦、觉悟高，朱江洪的命运开始呈螺旋式上升。
1982年，在厂里举行的民主选举中，他高票当选为厂长，级别是“正县级”。
他在这里形成了日后管理格力的风格：爱下基层跑车间；纪律严明；重抓产品。他立规矩，科室干部每周必须有一天参加劳动；开除一位连续旷工20多天的员工，对方舅舅是百色地委一位副书记。
山区工厂开始变成大厂，甚至创下一项全国第一：产品销售率先覆盖了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1986年，广西几家较大的矿山机械企业成立“广西矿山机械成套设备公司”，朱江洪被推举出任首届董事长。
在广西生活18年后，朱江洪选择归零，回到家乡特区珠海——这是一段遥远的距离，朱父曾经为了看望他，辗转九天才从珠海到百色。18年间，朱江洪没有在珠海度过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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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洪生在珠海菜农家庭，祖屋就在拱北口岸附近，每到晚上，澳门亮起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时，家门口却是一片漆黑。
一江之隔，两个世界。
朱江洪对澳门的认知，最初来自儿时随母亲去卖菜，那段经历直到1952年随封关终止。
他向往外面的世界，但更愿意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上中学时，珠海偷渡盛行，朱江洪所在的年级，初一还有200多人，到初三就只剩60多人了。有朋友曾邀他同行，去澳门闯一闯，被他当成玩笑话，随口回复：“我还想继续念书”，不料，第二天朋友就消失了。
不过，当朱江洪在1988年前后回到珠海时，特区早已不是当年的穷困模样了。作为中国首批特区之一，珠海在很多内地人看来闪闪发光。
朱江洪在珠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冠雄塑胶厂总经理。
工厂隶属于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名头叫得响亮，但问题一大堆，内部管理混乱，质量服务欠佳，还得罪了不少客户。
“有没有搞错，这样的厂你也敢去？你要是去了，保证不出三个月你会灰溜溜地逃出来的。”一位熟悉冠雄业务的朋友私下说。
朱江洪不信邪。他亲自上门找大客户道歉，又忙着找设备，跑贷款，慢慢盘活了摊子。
他肯吃苦。
他一度是“搬运工”。作为公司唯一的港澳通行证持有者，他需要亲自到香港监督原材料采购。当时外汇管理严格，每次带出的港币现金只够简单食宿，为了省钱，他经常自己扛着50公斤一包的塑料原料装车。
最狼狈的一次是运一根轴配件去坐地铁，那根轴看起来不大，但约摸100斤重，从采购点到地铁站有2公里，朱江洪自己扛，开始还坚持三四百米一歇，后来变成一两百米，最后十几米就能停下来，险些崩溃。
真正改变冠雄命运的，是朱江洪对产品的直觉。
冠军此前一直生产配件，在那个低价为王的市场，很难翻身。他瞄准了塑料电风扇，先是开发设计塑料配件，继而组建起电风扇的完整生产线。
转换赛道的第一年，冠雄减亏100多万，第二年，扭亏为盈，盈利77万。
电风扇需要名字，时任经营部长的陈建民从英文字典里找到单词“GLEE”，读音是“格力”，意为快乐，朱江洪一眼看上，亲自用毛笔写下“格力”，沿用至今。后来，因“GLEE”在台湾被抢注，英文名改为“GREE”。
有了电风扇，朱江洪又盯上空调。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装空调的家庭越来越多，南方沿海涌现出大量空调厂商。冠雄也开始做空调塑料套配件，尝试开空调模具——此举一度被同属总公司的海利空调厂告了状：冠雄把塑料件卖给别人，是帮别人打自家。
朱江洪被总公司老总狠批了一顿。直到十天后，一笔预付款高达十万美金的海外订单，成为他跟总公司讲条件继续做的筹码。
他赌赢了。
1991年初，朱江洪被任命，兼任海利空调厂总经理，11月，冠雄与海利正式合并，更名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不久后，总公司更名为珠海格力集团，并把“格力”作为集团公司统一商标，下属公司均可使用。朱江洪对此不满，这些企业良莠不齐，可能对“格力”品牌造成伤害——这让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日后的“父子之争”埋下了伏笔。
但他别无选择。
那年，朱江洪46岁，开始掌管格力电器，他的目标是把格力空调做大做强——这也是当时珠海市政府和总公司的规划，他们希望把空调做成珠海市支柱产业。
那年同样成为董明珠的命运拐点。这位1990年入职海利空调的销售员，开始进入朱江洪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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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朱江洪初识董明珠。
当时，兼任海利总经理的朱江洪到安徽市场考察，在芜湖，他发现董明珠业绩很高，跟经销商关系很好，工作麻利，在商家零售店里，遇到店员忙不过来，她还会主动帮忙——朱江洪很快把江苏市场也交给了她。
事实上，董明珠在安徽站稳脚跟并不容易。初到时，她凭着一股蛮劲，花了40天时间，硬是从经销商那追回了一笔42万元的债款。
当时的海利（格力）空调，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无设备、无核心技术、无配套能力，年产2万台。除了塑料板、外壳是自己生产，其他零部件全部靠采购组装。
质量也不好。
有的因为焊接不结实，铜管断了一大半，被客户愤怒退货。还有人投诉噪声大，“晚上开着空调，就像飞机在头顶不停地盘旋。”
相比之下，人们更加熟悉的国内品牌是春兰、华宝，富裕人家则更喜欢三菱、松下、三洋等外资品牌。
1991年国庆，朱江洪去南京跑市场，想找一位商场经理了解市场行情，顺便推介格力空调。
业务员董明珠是介绍人。“这位是格力电器总经理朱江洪”，她的措辞很隆重。
朱江洪点头微笑，伸手去握，但对方完全没有搭理，也没有请他坐下喝茶的意思。“我们的空调全部放在一起，没有‘隔离’”，对方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朱江洪的广东口音。
当时的朱江洪和董明珠应该都很窘迫，但正是“艰难“把两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
董明珠对朱江洪最重要的一次支持在1994年。
朱江洪搞了一场改革：大幅度调低销售人员提成比例。此举主要是为了安抚技术科研人员——当时，销售人员年薪超过十万，甚至几十万，馋得研发产品的技术尖子要想调岗去挣钱。
销售们当然不愿意。多人集体跳槽到中山汇丰空调，还扬言要在三年内打败格力。那段时间，朱江洪压力很大，心烦意乱时，他就独自开车去海边静坐思考。
朱江洪记得，董明珠当时也在被拉拢之列，但实地考察后，她还是决定留下。
董明珠得到了经营部部长职位。这是朱江洪推荐的结果，也源于她此前漂亮的销售业绩——1992年，董明珠个人销售额突破1600万，占全公司1/8；接手江苏市场后，一年内个人销售额蹿升至3650万元。
但董明珠在内部争议颇多。
朱江洪提名后，经营部先进行了无记名投票，业绩最好的董明珠只排到了第二；提议被拿到公司办公会讨论时，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她性格耿直，言语尖刻，容易得罪人，过于自信。
朱江洪说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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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格力的“朱董配”在业内颇有杀伤力。
朱江洪搞技术出身，低调、稳健、宽厚，擅长质量管理和技术开发；董明珠做市场出身，霸气、高调、有担当，长于营销和市场。
多年后有人评价：朱江洪遇到董明珠，是福气；董明珠遇到朱江洪，是运气。
朱江洪一手提拔了董明珠。1997年，董明珠出任格力电器销售副总；2001年，朱江洪出任格力电器董事长后，推荐董明珠接任总经理；2012年，朱江洪退休，董明珠接任格力集团董事长。
但两位领导性格迥异，自然免不了争吵。
“即使在副总们面前，我们也吵。主要是为了一些大决策，有些人事任命问题，我们也吵得一塌糊涂”，朱江洪回忆。
好在，争吵没有影响“朱董配”的战斗力。这在当时的国企环境下尤为珍贵。
格力集团一直是国企。格力电器在1996年上市前，也是百分百国企，到2005年股改前，国企还占有58%的绝对控股权。
“前世做了孽，今世搞企业”、“荒地没人耕，熟地有人争”，朱江洪在自传里引用这些调侃，用一整个章节讲述了在国企的憋屈事。
2003年，格力遭遇著名的“父子之争”。
当时，格力空调品牌越来越值钱，集团旗下众多小公司，开始打着格力招牌涉足厨具、小家具领域。朱江洪多次澄清，并要求集团收缩品牌使用，都没什么效果。
2003年，《中国经济周刊》发布调查数据：20012年格力小家电所产的电风扇、电暖气等维修率均超过6%，与同行产品的1%相差甚远。格力电器经销商抱怨，很多小家电消费者也跑来维修，得不到满足就大吵大闹。
董明珠炸了。
11月，她通过二十多家媒体发表声明，称格力电器只生产空调，格力小家电借用格力电器、格力空调来宣传，误导股东和消费者，是侵权行为。
“父子之争”由此拉开序幕——这是富儿子向穷爸爸的宣战。
蝴蝶轻轻扇动了翅膀，效应很快显现。到年底，一篇署名仲大军的人在当时的《粤港信息报》发文：《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直指朱江洪侵吞国有资产。
这导致朱江洪被查了整整两年。他备受打击，处境微妙。格力电器险些被集团卖掉。期间，董明珠一直努力斡旋，她通过多方渠道找能做主的领导，最终借力，帮助朱江洪和格力电器解围。
事后看来，那是一场典型的国企内斗。
发表署名文章的仲大军后来被查明，是时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同学。
2001年前，格力集团董事长都会兼任格力电器董事长，但由于事务繁多，往往只是挂个虚职，实际掌权的，还是副董事长朱江洪。
但2001年，“不知市里出于什么考虑”，格力电器前任董事长退休后，朱江洪被任命为新董事长，而格力集团董事长，被安排出任格力电器副董事长。
朱江洪在自传里描述了这种诡异安排：
“在格力集团，他是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而在格力电器，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这种互为领导的人事安排，可以说十分罕见，也许是国企的一种特色吧。”
矛盾自此埋下。
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2006年才终结。那年，由于业绩突出，朱江洪被珠海市任命为格力集团董事长，兼任格力电器董事长——这是来自官方的重要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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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朱江洪退休，董明珠接任。
朱江洪在任时本就低调务实，格力办公楼大堂一直挂有他手写的大字：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以及“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卸任后，他对格力业务、董明珠也甚少评价。
朱洪江留下了一个好底子：2011年，格力电器营收835.95亿元，同比增长37.48%。2012年，格力电器只需增长20%，就可以跻身家电企业“千亿俱乐部”，成为其中唯一的单一品类成员——这一目标果然在2012年得以实现。
但事实上，不管是朱江洪一手打造的企业格力电器，还是一手培养的企业家董明珠，似乎都在逐渐偏离最初的航道。
这位低调务实的老牌企业家大概没有想到：董明珠会把格力变成网红。
老领导退休一年半后，董明珠与雷军发起10亿对赌，跻身网红。此后，她做手机，把本人头像作为开机画面；试图收购新能源汽车银隆，被股东大会否决后，拉上王健林以个人身份入股；她上电视节目，公开指责美的空调，又与海尔互怼。
曾经被业界羡慕的“朱董配”，也逐渐被曝出罅隙：
2015年6月，董明珠在公开场合谈及格力制度变革时称——
“当时格力电器不是直接的裙带关系，但朋友关系、熟人关系特别多。首先以最高领导为代表，作为高管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从广西带来的人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后台，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相比之下，朱江洪比较委婉。
当年10月，朱江洪现身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被问及“如何看待格力电器上半年业绩下滑”——
“企业文化就是领导的文化，渗透着一把手的气息。如果一把手变化，原来的企业文化也可能会随之变化。作为创立者，我不好评论，只能由市场、由消费者来评价，大家拭目以待。”
朱江洪甚少评论格力这些年的转型之举，但也表示过：如果自己没有退休，不会让格力造手机、造汽车。
他见证过昔日空调霸主春兰的倒下。
在空调业务春风得意之时，春兰折腾多元化，涉足电视机、冰箱、摩托车、汽车等业务，结果，新业务没做起来，空调主业也耽误了。
事实上，退休之后，朱江洪跟格力基本没什么联系。
退休1个月后，他飞北京参加一项活动，格力方面没有安排接机，这位67岁的老人自己拖着行李打车到会场。
直到最近，随着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出版，朱江洪这个名字才开始为更多人所知。书中提到，“没有朱江洪就没有董明珠”，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董明珠就没有格力”，恐怕就值得商榷了。
老领导的现身，自然引发老部下关注。不过，原本定在本周末举办的格力老员工见面会，因“董明珠是否参加”引发关注后，被朱江洪临时取消。
关于低调老领导的突然现身，业界猜测诸多。
有人认为，是因为老领导对网红董小姐不太满意，也有猜测指向珠海市国资委，认为有官方助力——明年，格力电器将进行董事会换届，董明珠被认为在国资系统毫无根基，职位或将有变。
去年，她已经丢掉了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职务。
不过，董明珠最近倒是很安静。她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或公开场合分享对老领导的看法。这样的安静，很不“董小姐”。
来源：投中网 编辑/冉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