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随着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规模实施，大宗商品又要开始反弹了。
在2014年三季度大宗商品开始了一轮杀跌，此轮杀跌让能源和资源生产国家叫苦不迭。
有人认为，大宗商品大跌中美两国是最受利的两个国家。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不然。
中美两国经济的差异决定了大宗商品杀跌对两国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其一、美国是消费型国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有着强大的消费需求，大宗商品的下跌有助于提振美国消费，进而有利于刺激美国生产商增加投资。在美国制造业复苏时期，美国更加需要廉价的能源和资源来激励美国制造业复苏环境，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去美国投资。中国是产品供给型国家，现在产能极度过剩，在国内消费乏力，国际需求不断下降的大国际环境下，正处在消化库存的漫长年代，大宗商品杀跌，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存货跌值的困境。
其二、次贷危机以来，主导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来自政府和国有资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投资对大宗商品涨跌的敏感度并不高，无论大宗商品涨跌，中国政府都会不计成本搞投资建设。政府主导的投资对大宗商品需求较大，相对于美国企业，中国国内制造业受政府投资抬挤，并不能完全享受到大宗商品杀跌的好处，相反地，还要遭受大宗商品波动带来的存货跌值损害。
其三、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却别在于长期以来美国的公共财政在更大程度上是均衡财富推动消费升级来不断提升国家综合能力,而中国公共财政的增长目标是为了不断加码政府主导的投资，用于社会福利的公共财政支出占比少得可怜。投资支出对公共福利支出的长期挤占导致国内消费需求羸弱，中国制造业增长的支撑是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不断加深衰退，中国制造业产能闲置持续增加，加速了制造业折旧损失，大宗商品杀跌也无法改变这一残酷现实。
以上几点区别决定了在大宗商品下跌时期中美制造业面临两种不同的宿命：美国制造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低成本机会，而中国制造业面临高成本产能闲置和倒闭的衰落命运。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是相反：2014年各级政府对楼市救市策略就折射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不可能，尽管各级政府将取消限价和限购以及限贷视为市场正常化，但其背后却暗含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和相关部门主导市场的利益。
长期以来，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主导并介入市场利益背后，总是存在相关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近年来中纪委反腐每次大老虎落马导致裙带落马的诸多案件客观地体现了政府或部门利益背后的这种腐败利益关系。
在2105年，各级政府还会进一步释放各种行政手段救市并再次主导市场，当中国住建部门表态要用政府资源收购商品房用于保障住房的时候，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王杰律师认为，市场调整是市场内在机制对市场的自律，但政府及相关部门居于自身利益惯于主导市场已成为一种常态。市场并购重组应该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但各级政府或部门总是要伸手干预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国内并购重组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政府主导的原因，国进民退只是政府主导市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新一轮改革也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各级政府或部门对市场的深度切入不仅扭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同时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失衡，而内涵在经济结构扭曲与济失衡其中的则是腐败和因腐败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新一届政府想依靠一纸权力负面清单改变政府主导市场的规则，显然低估了既存体制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现在，全球市场正处于市场自律的深度调整阶段，中国政府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模式是否能够抵御市场的深度自律是全球经济的一大看点。但从次贷危机后中国救市方式的演进绩效来看，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基础性问题，相反地在加深加速经济衰退在国内的演化：经济增长在持续下滑而非相反。
2014年期末，中国发改委批发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设项目，2015年初，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拉开大幕。在中国企业进入补库存阶段，国际大宗商品将迎来阶段性反弹，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各国被动的宽松也将助长这次反弹，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大宗商品反弹将提高生产成本。当国际大宗商品反弹结束并再次杀跌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将再次面临存货跌值损失的命运。在2015年的三季度，究竟有多少中国制造企业倒闭破产，那就要看政府在多大规模上投资基础设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