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在一期央视《对话》节目中，谈论的是中国教育。一群专家将一个半途辍学的中学生韩寒与一个北大高材生相提并论。毫无意外，众人一致批评不“好好学习”的韩寒，而交口称赞“天天向上”的高考状元黄思路。节目中，那个用来作为“好学生”来反衬韩寒、用来“歌颂中国教育的好”的黄思路，北大毕业即嫁到了美国，成了民主自由的美利坚公民；同出北大的女学生党员马楠，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她以义正词严毫不留情的谴责表达了“中国不高兴”，举国为之豪迈。马楠在名利双收中迅速嫁到了美国，也成为美利坚公民。
回过头来看，这个没上过大学的韩寒，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辍学小子、被认为破坏“80后”形象的人，10年后仍然活跃在中国，他不仅没有移民美国，甚至婉拒了奥巴马的接见。他曾经自嘲说：如果到了美国，周围还是住着一群中国贪官，就没必要去美国了。今天的韩寒不仅成为中国最好的赛车手，而且他还是一名充满才情和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韩寒与鲁迅、王小波一起，成为中国近100年来3位最为耀眼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语文考试常常不及格的韩寒为我们奉献了一篇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学华章和思想佳作。韩寒也和姚明、刘翔成为新上海的代表人物，使上海在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名校林立、号称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无论从人格还是才干，以及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韩寒这个中学生肄业生不知要胜过多少如同黄思路马楠这样的“名牌大学生”。
教育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开端。西方的传统教育方式是讨论和辩论，注重理性思辨和口语表达；中国古代的教育方式是死背硬记，将人作为知识的容器，考试和笔试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在西方传统教育中是不存在的。
中国传统教育实际是文科教育，以四书五经为核心教材，通过对记忆力和作文能力的笔试确定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大致分为秀才、廪生和贡生，大略类似如今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无论中国科举制度还是欧洲中世纪，一般都没有发放文凭的习惯。一般都是夫子自道，自己告诉别人达到何等学位，当然一切要靠能力说话。
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是“士农工商”，作为读书人的“士”地位最高，因此读书人需要一种证明来区别于“普通老百姓”。有些秀才就在帽子上钉上一只铜扣子，官吏们见了就以礼相待。如果秀才犯法，就会被摘下铜扣子，如同现今开除党籍一般。
严格的说，中国是文凭这种东西的发明者。每一皇朝到最后往往吏治腐败，卖官鬻爵成为官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如同当下卖地一般。但官吏一般有资格限制，必须出身士族，至少应当是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功名”说白了就是文凭。于是买卖“功名”就成为官府的一大收入。清末光绪时期，官府大量批发文凭，一个秀才100元，相对于现在的20000元人民币。而真正科考取得的秀才却没有这种文凭，实际上也不需要，他只要一张嘴一提笔就可以证明自己的学历，或者说读书人的气质早已具备。而花钱持有秀才文凭的人往往并不是读书人，常常被真正的读书人看不起。
清末废除科考以后，大兴西学，至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全面兴起，文凭开始在中国滥觞。钱钟书在《围城》中一开篇就嘲讽道，方鸿渐花了15美元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回到中国受到极度追捧——知识崇拜在中国已经转变为文凭崇拜。
2010年，中国最知名的职业经理人唐骏被卷入假学历事件，这次“克莱登”风波又牵出对国内一大批政客官吏的假学历质疑，如对毛新宇和席太子的博士学历质疑，很多人都认为席太子只有初中学历，其博士学历完全是用权力索取而来的，因为其个人履历与学历明显不符，论文与专业根本不符等原因。
同样在欧洲文明中，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把“体制”确定为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这是在12、13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3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旅美学者徐贲先生曾说：“如果大学不发文凭，一方面，今天从大学毕业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学生，能有多少可以证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上过大学，而确有才能的人们，他们在文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为自己的才能提供证明？文凭不能为教育提供确实凭证，但却又被当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凭证，这岂不是一件既讽刺又不幸的事情？”
王安忆与陈丹青都是初中毕业，至今没上过高中或者大学，后来王安忆在复旦中文系当教授，陈丹青在清华大学做教授。再后来，陈丹青觉得清华大学的教授很无聊，就辞职做专业画家和业余思想家去了。在早先年代，陈寅恪从欧美留学回来，其学历特别齐整，但北京大学的文科长是陈独秀。陈根本没上过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了堵住势利的非议，亲自帮陈独秀伪造了学历。这竟然成为民国时期的美谈佳话。当时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也不过只上过初中。蜚声全国的童话大王郑渊洁始终是很多中国文化人嫉妒的对象，不仅因为他那如有神助的创作力，可能也包括他小学四年级都没有念完的学历。郑渊洁的成功使得他的儿子也放弃了一切学历文凭。没有人会认为比尔？盖茨不是一个优秀的程序工程师或者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戴尔电脑的创始人戴尔都是从大学退学的，没有获得大学文凭。世界广告之父、奥美创始人大卫？奥格威同样没有大学学历，他以对世界广告业的巨大贡献后来获得爱德芬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
学历指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学历证明一般为文凭。尽管许多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学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负责人发现，与其说学历是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倒不如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偷懒的手段。所谓学历标准只不过是人力资源部门为了避免花力气对员工进行专业测评的一种借口而已。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奋力厮杀，这是根据其当下企业的实力来决定胜负的。但是企业对企业员工却根据其参加工作前所接受的教育来评价。这是刻舟求剑，是典型的逻辑错位。仅仅几年的学校经历，居然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命运，这是有几分荒诞的。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凭都是考试得来的，大多数人的大学文凭是通过高考得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算不上思想的象牙塔，基本连贩卖知识的卖场都算不上，差不多成为了兜售文凭的批发市场，无数的年轻人稀里糊涂的进取，稀里糊涂的毕业。国外的大学一般是好进难出，就是容易考进，但如果不努力学习提高自身实力的话，要毕业则非常不易。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在中国说大学文凭，其实是在说高考。因为文凭崇拜，所以除过农民，中小学生是中国最辛苦的职业。
单凭从什么学校毕业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价值。仅仅依靠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学校的名气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做法是滑稽可笑的。以18岁之前的努力或者考试智商，来决定他22岁以后所有的工作地位，这听起来也没有多少逻辑。企业比的是业绩效益实力，不是比你“看大门的也是名牌本科”。企业员工比的是工作能力，也不应当比高考多少分。
想想看，按学历至上的逻辑，为了能够有成就，必须大学毕业；为了更有成就，就必须从名牌大学毕业；为了能从名牌大学毕业，就必须从重点中学毕业；为了能从重点中学毕业，就必须上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结果连重点幼儿园都需要通过层层考试才可以进入……现实确实就是如此势利，“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许多考前辅导班的广告词。
可以这样说，学校教授的专业知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要求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学校里的考试尖子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才俊，这已经为无数现实例子所证明。这种根据学校名字和文凭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习惯从根本上就背离了真正的综合实力评价，可以说是极其草率荒谬的。
这种不合理的用人习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企业领导根本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应当如何来评价一个的工作能力，但现实中又必须做出评价，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最懒惰的办法，就是直接援引学校成绩作为基准进行评价。
目前许多中国企业都在引进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但仍然没有真正领会其管理精神。对学历的简单崇拜背离了对个人真正工作实力的评价。这好比对爱情的追求异化成对处女的追求。国内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对学历的崇拜已经演变成了对文凭这种“处女膜”的变态崇拜，从而诞生了红火的民间办证业，这种“办证”现象已经演变成为中国城市的“牛皮癣”热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职场长胜不衰的唐骏爆出从“西太平洋大学”买博士文凭的丑闻，这本身就是唐骏对中国社会文凭崇拜的一种嘲讽。他已经用自己的职业经理人能力证明了自己的优秀，根本不需要这张文凭，如果说需要，不过是对热衷于文凭的人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戏弄罢了。
当然不可否认学校教育的现实意义，但仅仅依靠学历和文凭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是一种粗疏的偷懒行为。一个人的学历（专业）和文化程度仅是一个所拥有的个人资产中的一项而已，他将如何运用这项资产，以及能够为企业和社会做多大贡献，这更取决于他日后的努力。理性的做法应当是根据他灵活使用其个人资产的程度，和实际业绩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而在学校所掌握的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工作业绩是有相当距离的，结合得如何仍然取决于其综合能力。
中国企业要向西方企业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特别是人力资源和企业绩效考核方面。索尼微软等世界一流公司中，从来不问学历，只看能力。而不少中国企业则相反。官办企业因为体制僵化的缘故，暂且不说，民营企业作为自己负责的民间机构，首先应当建立理性的人才观和合理的人力资源制度。企业配置人员的时候，不应当首先考虑这个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学得什么专业，应当首先考虑的是谁能干这个工作，以及让他做这个工作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中国企业能真正的成熟，那么最终也将从“考试地狱”里解放出可怜的孩子，让他们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焕发应有的勃勃活力。
把企业当做学校，把好学生等同于好员工，把考分当做知识，把知识当做能力，奥美创始人奥格威对此嘲讽道：“领导企业的能力和当事人是否具有高学历似乎毫无关系。这个发现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既没有大学学历，更不是MBA。由此可见，一个人想成为好学生与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两种截然不同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