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具有“惰性”，文化的养成很困难，文化的变革也很困难。文化的变革，既依靠思想的启蒙与教育，更依靠制度的变革及持续。
2. 所谓“旧文化”，是指与旧制度相匹配的文化。一种新的制度诞生后，不会马上面临全新的文化，而必定面临旧有的文化。
3. 新制度的诞生，首先源于人们对旧有制度和旧文化的反思。人群中的先知者，或者创造，或者借鉴，力图改变一种活法，创建了新的制度。
4. 新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必然随伴着其与旧制度和由旧制度引致和养成的旧文化的碰撞和矛盾。在这一“角力”的过程中，新制度经常打不过旧文化，而出现制度的倒退。
5. 旧文化的一方中，不仅有对新制度不理解和不服从的人，就连新制度的创建者，也经常会加入到对方的阵容中——囿于旧有的习惯，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原来处理问题的方式（旧文化）来做事。
6. 新制度所要改变的，往往不必然是关乎权力的、权利的、利益的这些重要的因素，反而会是仅仅改变人们在旧文化中的一些习惯。但现实告诉我们，即便是改变这些表面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却经常会引发人们对新制度的抨击。如果关乎利益、权力与权利，则经常演化为革命之类的行动。
7. 旧文化就象一张网，而新制度往往象一条鱼。鱼被网捕获是一种常态，“鱼死网破”的时候也有，但不多；更少的是网破了，鱼还活着。但这并不意味着鱼儿就胜利了，要知道，破网也可以捕鱼的。
8. 相比之下，实施新制度比制定新制度更难。原因在于，制定新制度只需要说服或战胜少数的人，而实施新制度却需要战胜所有的人。
9. 由旧文化熏陶的所有的人，集体结成了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网，经常将新制度捕获，并把它们关进柜子里、抽屉里，那些被尘封已久的新制度，往往就变成了“鱼干儿”一样的、让人们嘲讽的东西。
10. 在所有的组织乃至社会的变革中，制度的变革相对容易，但制度的变革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组织整体的革新。整体的革新，就是旧文化的革除和与新制度相匹配的新文化的诞生。
11. 社会或组织的变革，需要从新制度的创建开始，但一般需结束于对旧文化的革除。旧文化的革除，除了需要新制度的持续强化和产生有震慑力的效果外，拥护和奉行的人数的多少，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人多势众，往往是所有文化模式的通行证，不管这种文化是优秀的还是邪恶的。
12. 新制度的实施，除了倡导者的坚守外，最关键的是要让众人看到希望，看到对他们中的更多数人有利的实质性的效果。哪怕你真理在手，也要首先让人看到实惠。因为真理于你最可宝贵，但在别人看来往往就是一句话而已。
13. 没有希望和没有实惠的新制度，就像一台自传的发动机，没有传送带，没有齿轮的咬合。自己转得欢，别人看着晕，空耗能量，最终必然力竭而亡。
14. 旧文化往往不总是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现，新制度遇到旧文化时，需要厘清旧文化的本质，并通过变革旧文化而一步步地积累优势。
15. 任何新制度的创制，都有一个价值观选择的前提，也就是引致新制度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一般是与旧文化对立的或不相容的；在新制度的建设和旧文化的消亡过程中，这种开始只有少数人信奉的新思想，才会慢慢变成更多人习惯的新文化。
16. 新制度并不全是“良治”，旧文化也不全是落后的。所有关乎人和人群的制度，如果不以人类普适的道德理想作为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可能被利用的，都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