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对心理学的依赖，比经济学更直接。否则，老板就不知道如何激励员工、创造效率。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管理。
富士康员工“十一连跳”后，老板郭台铭终于出来面对公众、鞠躬道歉。然而，他虽然鞠躬很深，话语却不诚恳，在和记者的互动中，总滔滔不绝地谈某某跳和我无关，似乎这些死难的职工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责任。另外，他强调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等等。尽管一些女工向记者透露一天干12个小时，一周干六天。有记者调查则称许多员工两周才休一天。后来富士康针对跳楼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就包括执行“周休一”制度，即员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可见在此之前，“周休一”是很难达到的。
不错，有些自杀案，看起来属于感情问题等私事。但富士康真就可以因此开脱干净吗？打个比方说，一个20岁的年轻人失恋，痛不欲生。这时他突然拿到了哈佛的全奖，多年的博士梦终于能圆了。你算算他有多少自杀的可能呢？如果他丢了女朋友，却要回到富士康一天干12个小时，到处受到严格的监督，稍有失误就被严厉处罚，回到宿舍举目无亲……他自杀你还会吃惊吗？郭台铭的话，反映了他还不懂得工人的社会面向。这也引导我们反省富士康所代表的“现代管理”。
富士康很为自己的“现代管理”而骄傲。一些网友已经用“泰勒制”来形容这种管理。这样的联想，可谓非常贴切。所谓泰勒制，是由费德里克·泰勒创造，主要的观念还是在1880-1890年代发展出来的。这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所谓“镀金时代”。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等工业、金融巨子，大体也是那个时代驰骋在历史舞台上。大企业也多是在那个时代形成。从那个时代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这种神奇的工业化相伴随的，是管理革命，或者说管理的科学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核心是把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推向极致：像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和动作一样分析工人的工作程序，据此总结出一套最优的操作步骤。任何工作都被精细地分割为若干工序，每个工人专心于一个小工序，每一个小工序的操作，又都经过科学研究，乃至把一个物体从A点移到B点的动作规范、时间等等，都进行了优化，职工经过训练后按部就班地照章进行重复。这样，生产过程被理性化了。管理和操作泾渭分明：生产中的具体决策权从工人手里被彻底转移给经理，经理定下生产指标和工作规程，工人只管照办。因为工序分割得非常精细，又经过了优化，工作变得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枯燥。工人只能重复简单的几个动作，和机器人几乎没有区别。泰勒将这套原则冠之以“科学管理”，其中针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在大工厂里普遍出现的怠工现象。后来流水线作业的普及，就是以泰勒主义为基础。
泰勒主义能够成立，多少和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框架有关。美国的大资本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对社会有着高屋建瓴的主宰优势。工会还属于弱势群体，很难与之对抗。泰勒主义的前提，就是工人对管理层的绝对服从，并听任管理层把自己的工作分割为许多机械的程序。因为每个工人所操作的工序都非常简单，企业对熟练工人的依赖减少，能够用最便宜的价格从毫无技术的人中招收工人，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这些人对工作产生厌倦后，马上可以换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移民潮达到高峰，劳动力供应充足，企业就更不愁没有劳工填充自己的流水线了。
不可否认，这套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每道工序都有标准化的规定，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创造，把人变成了流水线边上的机器人。结果，工作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这一点被卓别林的影片表现得活灵活现。传统匠人的手艺就变得一钱不值，工人更不会对自己的手艺有什么自豪感和成就感，乃至对大工业产生了强烈的异化感。同时，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就开始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劳资关系渐渐激化。在二十世纪初波士顿地区Watertown兵工厂罢工后，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泰勒制，1912年发表了报告，承认泰勒制在组织管理技术上有相当的创新，但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了高级管理层，非常危险。后来在对工人的态度作了调查后，参议院干脆禁了泰勒制，称此制在工人中引起了太多的怨恨。到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委托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的工人工作状况进行调查，最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公开谴责泰勒主义，称之忽视了工人的社会需求，引起不停的工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加犯罪、酗酒、精神疾病等等，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
批评者指出，泰勒制把人当机器，忽视了工人的更高需求，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适合一个人的东西，未必适合另一个人。整齐划一的管理，使许多人难以适应。另外，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非常不同。权力全交给管理层，责任让工人感到受压迫。甚至还有人说，正是泰勒制在工人中引起的不满和怨恨，使后来的工会势力崛起。泰勒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初，大量工人是文盲、或干脆就是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对这些人进行“科学管理”，使之重复简单的动作，确实能够创造效率。但是，到了战后，美国工人的素质已经大幅度提高。比如，蓝领工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在1948年为8年，1966年为12.2年，1976年为12.6年。至少读过一年大学的男劳工的比例，从1966年到1978年翻了一翻。另外，在1945年，蓝领受教育的年限仅为管理他们的专业人员的一半，到了1970年代则达到四分之三。总之，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管理层教育差距的缩小，使得工人越来越无法忍受机械劳动，越来越“不服管”。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工薪非常高，福利非常好，但工潮则不断增加。这就逼出新的管理革命。大企业开始塑造“民主领导”，让工人参与管理，走得最远的企业，干脆把每个工人都叫“经理。”
虽然中美国情不同，这段经验对于我们反省中国的问题并非全无启发。毕竟，中国的大企业，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执行的就是军事化的泰勒主义原则。现在人们总爱谈论“八十年代后”的心理素质问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和上一代劳工比起来，有着巨大的信息和教育优势。我在七十年代末读高中时，能看的课外书几乎只有《国际知识》。刚刚“开禁”之时，为了买《三国演义》等名著，全家天不亮就起床到王府井书店排队。这还是在北京，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八十年代后”，则是生活在手机和互联网时代。用泰勒主义管理上一代劳工也许还有效率，但用来管理这一代劳工则难免要撞墙。
在阶级斗争时代，我们把泰勒制看成是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铁证。后来改革开放，则觉得这是一场管理革命，生怕学不会而落后。但是，我们经常忽视的是，泰勒制并非一门纯粹的“管理科学”，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简单地说，泰勒制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生成的。其生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在大萧条前，美国的工会在劳资冲突中一般都设法避免政府的干预。因为政府插手时往往是保护资方。一旦劳工阶层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工会力量上升，这种“科学管理”就不合时宜了，甚至变得不合法了。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丧失了工作动机，而且没有考虑到劳动者的政治权利。
富士康的“科学管理”，也正是建立在侵犯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的。《联合早报》在报道富士康的业绩时提到，“郭台铭的霸气十足与军事化管理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常说：‘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业界常提起的例子是，在沙斯（SARS）肆虐期间，郭台铭召集全球干部举行视讯会议，未料到开会途中视讯突然断讯，气得郭台铭下令把负责视讯的员工名单作成签，扬言只要断讯一次，就抽签走人，员工莫不战战兢兢。”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种解雇办法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乱纪，在中国则成了企业管理的典范。
《中国经营报》记者王永强的《揭秘富士康用工内幕》?一文，描写得更为触目惊心：“普工有‘三’怕：一怕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自己的绩效；二怕保安，因为可能会挨打；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在富士康，一般实行员工12小时‘两班倒’、机器不停。12个小时中，理论上有8小时的正常工作、2小时加班时间、各1小时的午饭和晚饭时间。概略算下，基本上每2个小时休息10分钟，以保证员工的精力，降低废品率。但实际上，这只是个理想状态。由于机器不停，一般都是每个小组中3个人生产，1个人吃饭，其他3名普工帮助照看生产线，因此，普工们的吃饭时间往往不足1小时。至于间隔休息的10分钟，因为不允许工作中交谈，普工们除了喝水、上厕所外，就只能在一个小凳子上闭眼眯上几分钟。同时，由于富士康一般实行‘13休1’即上班2周放假一天的工作制度，普工们生活枯燥、劳累抱怨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富士康员工是否可以选择每天只上8小时呢?‘不可能。在富士康，包括线长在内，普工每人每月底薪都是900元，如果不加班，薪水太低不说，生产线的‘大锅饭’制度也不允许你在工厂里呆下去。’前述储备干部称。所谓的‘大锅饭’制度，意思是普工干多干少一样的底薪、一样的加班费，这保证了普工和线长们的底薪与加班费基本一致，而拉开收入差距也主要在于加班时长与绩效工资。举例来说，富士康会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员工每天2小时的加班费，节假日另算，因此，一般富士康员工每月都有约2000元收入。但有时工作量不足，这个时候，能否获得加班费就直接看个人的‘关系’了。”
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富士康是行不通的。
郭台铭的管理“霸气”，甚至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公司之内。在富士康职工“N连跳”的事件中，郭台铭一直信誓旦旦地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并亲自领着记者参观流水线，解说各项工作制度、企业文化与员工的衣食住行。面对媒体的热情，郭台铭笑言：“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老板幽默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面对如此狰狞的现实，有心开这样的玩笑未免让人感到有点冷血，更让人怀疑他对问题的认识程度是否及格。何三畏先生翻了一下富士康的旧账：“4年前，有媒体报道了深圳的富士康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用了‘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标题。记者和相关两位新闻人迅速接到了中国新闻史上向记者索赔标的最高的起诉，分别是3000万、2000万和1000万元。而法院迅速采取行动，查封了他们的汽车、房产和存款。案件虽然以富士康主动撤诉了结，但亦说明了富士康式的‘个性’膨胀和它的法制环境之‘有利’。”
中国人不喜欢翻旧账。比如，几年前我曾经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是胡闹，“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时有清华校长明确定下2011年成为“世界一流”的时间表，北大党委书记公开批评我的“二流”说是言过其实，连香港的大学也忙着避嫌，称北大清华仍然是一流，严重不同意我的“二流”说。如今呢？离2011年成为一流的时间还有半年，清华在亚洲排名中居然落在香港城市大学之后。不用说“世界一流”是个玩笑，在亚洲都要屈居人家香港的二流大学之下。如今我翻出旧账来，有人就不耐烦了：“你还有完没完？”殊不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也许我这种偏执，是从事历史研究的职业病吧。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不喜欢翻旧账，是中国很多不幸的根源。何三畏先生在这里翻旧账，就翻得很有意义。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当然不是富士康一家之问题。问题出在保护富士康的制度。有报道称，“据几位来自湖南、湖北的女性员工透露，她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时30分，下班时间是晚上7时30分，每月底薪为900元，加上加班费等，一线工人每月的总收入均在1500元-1800元人民币。”
这就是富士康的现实。看来，上次富士康虽然没有把揭示其“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的记者搞得倾家荡产，但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高压手法，至少成功地保卫了“血汗工厂”本身，并对后来的媒体施加了足够的心理威慑。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富士康没有如此成功地恐吓住媒体，而是在媒体的监督中改进，并让员工有许多机会向公众倾诉自己的心声，那么今天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
其实，超时加班问题，在世界劳工史上早有经典的案例可循。美国在南北战争前的劳工运动，就提出超时工作的问题。当时的劳工权利的捍卫者声称：工人作为自由的公民，可以一天给老板干八个小时。这是经济契约之内的事。但是，超过了这个时段，比如让工人除了吃饭、睡觉外全天候地给老板干，工人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其他生活面向就名存实亡，老板等于像拥有奴隶一样全盘拥有了工人。自愿的商品交换，不能侵犯更大的原则：民主社会的自由公民必须有时间和资源行使作为自由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包括参与社区活动、投票、享受基本的家庭生活和教育机会等等。
富士康这种集体宿舍、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制度，早已超越了此线。职工在富士康早已变成了经济奴隶，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面向。这样的制度，在我们这一“崛起大国”中运行如此之久，受到如此周到的保护，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