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柳传志和他在计算所的 10 位同事投资 20 万元人民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致力于开发可以在计算机上输入中文的 “汉卡”。 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 这样一家小企业会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跻身 《财富》 世界500强 （按销售收入），并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按市场份额） 。 四年后， 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以2万元资本在深圳注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年后，华为已经变成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 140 多个国家，服务全球1/3的人口。 或许，这样的崛起速度和崛起路径，任正非也始料未及。
“追求‘短平快’的财富攫取方法，只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和商业思想向下、再向下，难以成为可持续的、能带来高投资资本收益的商业模式。”
规模上崛起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全面崛起。如果说《财富》世界500强的分布能够反映一国企业的整体实力，那么2011年跻身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正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过去十年，中国公司呈现的一直是急速成长的态势——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从2003年的11家激增至2011年的61家。企业在规模上的迅速突破，既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数量已逼近日本。如果加上台湾企业的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日本。按照各式各样的预测，中国经济的规模应该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更为乐观，认为中国在2016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届时，中国将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5%。如果企业实力与国家经济规模相当的话，世界500强大家庭中将会有25%的中国企业。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年，还有六七十家中国企业会跻身500强。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用以完成指令性计划的核算单位，转变成独立面向市场竞争、向股东负责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公司，并成批量地在规模上取得突破，应该说，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尤其是在过去的10~15年间完成了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
中国企业在规模上迅速做大，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首先，这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中国经济是一种投资拉动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很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在1970年到2009年间是38%，近年更是逼近甚至突破50%。投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对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需求极其旺盛，客观上为这些行业中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保障。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能源、电力、钢铁、铁路、电信、建筑材料、金属产品、汽车等行业，与中国经济成长靠投资拉动这一特性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从上世纪末开始提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也为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机会。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出口占GDP的比重近10年一直维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长在过去15年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关税，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快速成长机会。贸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各行业能够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外资和外国商品的进入提高了竞争水平，促使中国企业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来迎接挑战。这些变化，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也扩大了其规模。此外，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高速成长，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激增，现已突破3.2万亿美元。大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从纯粹的资本输入方变成了资本输出方。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并购市场跨国界并购也实现了一系列规模上的超越。很难对过去10年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税率变化做出精确的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众多国家不同的关税税率。笔者和合作的同行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从1996年到2008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17%降到8%。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个推动力是贸易自由化。
“伟大企业”的界定
然而，规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强”，更不等同于“伟大”。中国企业习惯接受的生存上的“森林法则”很简单：把自己做成庞然大物，从而提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企业丛林”中的生存机会。可是，庞然大物并不一定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因为它们对食物链的需求很高，在传统资源日益枯竭的当下，做巨无霸其实很辛苦。衡量企业是否伟大的指标，不是总销售收入或是总资产规模，而是盈利能力、财富创造能力，以及企业是否具有一个可持续的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伟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基业长青，而实现基业长青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比竞争对手、比资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简称ROIC）。我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或是旧有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与企业能找到新的方法提高ROIC有关。
IBM是伟大的企业。它的伟大，在于能够因应时势，勇敢转型，寻找可以大幅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商业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传统的业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制造——因为竞争的加剧和替代性产品的出现而导致收入快速萎缩之际，IBM能够重新定位，果断卖掉或是剥离大量虽然带来销售收入但盈利甚微、占用投资资本甚巨的制造业部门，确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的业务格局。这一转型，大幅提高了IBM的ROIC，使一头已显臃肿、步履蹒跚的“大象”开始跳起轻盈的舞步。IBM对自己业务的“创造性破坏”，应和了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影响深远的论断——“创造性破坏”是使得一种制度或是一家企业能够成功面对挑战、历久弥新的重要机制。通用电气（GE）是伟大企业，它的伟大在于始终坚持以ROIC作为衡量是否投资、是否进入一个看上去很好的行业的准绳。作为一家多元化的企业，通用电气的业务单位组合在过去100年进行过无数次的结构性调整，但新组合的形成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保证能带来足够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像华为和联想这样的优质企业，但能被称为伟大的中国企业还为数不多。毕竟，伟大企业需要时间去验证，验证它们在跌宕起伏中、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时能否“创造性地破坏”，保持高过竞争对手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实现超越。以联想集团为例，按市场份额计，它在2011年第三季度已经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联想的全年税后利润只是戴尔的1/5；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投资资本收益率，联想的15%比戴尔低了近10个百分点。再以销售收入雄居全球第六的中石油为例。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是6.8%，而与中石油销售收入规模相当的埃克森—美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7.4%。一项投资，只有在其投资资本收益率高于资金成本（WACC）时，才真正创造经济价值。这意味着中石油只有在其资金成本低于6.8%时，才能够从创造价值的角度证明其存在的意义。没有国家优惠政策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全力支持，低于6.8%的资金成本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企业不伟大的原因
中国缺乏具有高投资资本收益率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源于一系列的结构性原因。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投资主体主要又是国企或地方政府。虽然国企改革历时多年，也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但“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泛滥等一直困扰着国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对“做大”有无限渴求，但同时又相对忽视投资资本收益率。大企业大多集中在与投资相关的产业；在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如食品饮料、食品服务、商业航空、制药、医疗保健、娱乐、信息服务、食品与药品零售等，鲜见有中国大企业的影子。归根到底，消费还不是拉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
阻碍中国伟大企业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落后。中国的产品市场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但要素市场，尤其是资金市场和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等仍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财富》世界500强中赫然在列的61家中国企业，只有华为、沙钢和联想三家属于民营性质。大量国企分布在垄断性行业，享有丰厚的垄断利润，轻易可以获取大量低垂的果实（资金、市场、准入许可等）。这些都可能扭曲企业的行为，严重限制其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据国资委的数字，中国逾百家央企平均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还不到收入的1%。没有强大的研发，何以成就伟大企业？作为对比，民营企业华为在不到30年的历程中，每年从收入中拿出10%做研发。迄今，华为在全球有20家研发机构，全部雇员中有46%从事研发活动。联想近年的成功，也与收购IBM的PC部门、获得强大的研发实力密切相关。
再者，中国经济对内开放不足，始终缺乏一个整合而统一的国内市场。这集中反映在地方保护主义和中国大量行业的地域性分割上。其实，通过收购与兼并，整合某一产能过剩行业，从而做大做强，是许多伟大企业成功的路径。但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人为地设置各种进入障碍，无疑降低了伟大企业出现的机率。在中国，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往往比内向型企业更低。究其原因，缺乏统一而整合的国内市场，使得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和交易成本甚至高于国际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土企业宁愿投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在国际市场上赚取微薄利润，也不愿致力于开发一个貌似很大的国内市场。
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往往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提供了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寻租机会。寻找“漏洞”的制度套利，便成了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创新。但这种追求“短平快”的财富攫取方法，只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和商业思想向下、再向下，难以成为可持续的、能带来高投资资本收益的商业模式，企业“做强”谈何容易？
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经济成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营企业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在经济开始新的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候，居于庙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将远远低于通过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去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自下向上”的力量。激发他们的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吧！应当用公正透明的方式评估他们尝试的结果，不要让不公不义使他们过早地变得世故，放弃最初最美的梦想，因为他们当中有乔布斯，有盖茨。相信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吧！只要有足够大的基数，有足够多的个体在努力、在尝试，大浪淘沙，总会有一批企业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企业！
从大到伟大，是中国企业面临且必须完成的第二次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