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企业都在强调执行力，普遍认为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管理者莫不注重打造执行力。如果说企业打造执行力无可厚非，尊重人才是关键；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一个二律背反：既然是尊重人才，执行力就不是用来打造的，而应当由执行力打造管理者。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关于“因所有而并用之”的论述，在这方面就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因所有而并用之”值得借鉴
“因所有而并用之”出之《淮南子》第十一卷“齐俗训”，那是针对一种对执行者过于理想化的要求而言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礼俗和特质，这是正常的。如果一定要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选择合作者，实践中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象矣”。如果一定要等到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终身将难以成家。一些管理者对执行力的苛求，何尝不是如此？
《淮南子》指出：“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如果想有所建树，不要指望有历史上那样的执行英才、俊才出现，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要对现有人才充分加以利用即可。《淮南子》告诉我们，像历史上记载的苌弘、师旷这样杰出人物，他们在执行中“先知远见，达视千里”，当然令人神往；但是不能将“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作为具有执行力的标准，“因所有”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也许与强势企业的卓越者相比，自己所面对的执行团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管理者不能脱离实际，需要入乡随俗，对现有的执行者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 执博行力锐：贵管在“理因所在有而线并用之”。
“因所有”需要通过“并用之”的实践表现出来，这不仅可以使现有的执行力发挥出最大的效能，甚至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淮南子》举了一个商代名臣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的例子：“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那意思是说，在伊尹的调度下，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在这种情况下，特性、特点各不相同的人都被用得恰到好处，他们的价值都应当得到同样的尊重。如果说“并用之”是一个也不能少，那么关键在于管理者要慧眼独具，扬长避短，使之各尽所能。即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执行缺陷，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有可能转化成执行优势，不能随意将他们淘汰。
需要强调的是，“因所有”并非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是为了防止过于依赖具体人的执行力，着重于形成制度执行力。团队中涌现出卓越的执行者当然是一件好事，应当给予褒奖；但是过于依赖个别人的执行力，将形成人治的翻版，所以还是更应当重视制度的作用。《淮南子》明确指出：“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悬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团队中即使有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也不能偏听偏信，用秤衡量更为可信；即使有能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聪明的管理者同样不可任其枉下结论，还是用仪器测量物体来的稳妥。因为“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个别特殊人才的作用总是有限的，大家都能遵守的制度才能普遍适用。
高压之下的执行力不足为凭
“因所有”还具有充分发挥现有执行团队潜能的积极意义，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执行潜能的发挥总是有限度的，“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将高不可及的要求作为正常执行力的衡量标准，营造执行高压，就会形成执行乱象。宏观调控从紧以来，各个银行之间的“拉存款”大战，正应了《淮南子》里的一句话：“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在考核高压下，执行者难免有用智巧欺诈上级、用歪门邪道避免惩罚的现象发生。
为了应对通膨和流动性过剩的严峻形势，监管部门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方面为了保持利润的增长，需要吸引大量居民存款来对冲“存贷比”，以便赚取存贷款的利差；于是就要求下级每人每月都要完成一定的吸蓄增量，完不成指标就要被降级、撤职，甚至下岗。在巨大的压力下，所谓的完成指标就成了月末、季末存贷比考核的数字游戏。只要在考核的关键日有一定的存款额充数，客户隔天再把存款取走就算过关。为了关键日的冲点，银行职员用尽招数揽蓄，直至高价“买”存款，客户100万存1天就可获取利息两三千。这种带有“饰智”、“犯邪”性质的执行力，显然不足为凭。
诚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在付出相当的代价之后，执行的结果或许在形式上可以达标，但是在实际效果上可能不靠谱。“重赏”下存款的大量增加，同时意味着成本上升、风险上升。如果银行不能有效地运用这部分负债，可能导致收益率低下，甚至是负收益，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风险同样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肯定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银行即便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冲点的执行力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在业绩冲动的甚嚣尘上中不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打湿脚，执行力能够保持纯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执行高压中，与重奖相对应的往往是重罚，即《淮南子》中所说的三责：“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将执行标准提得极高后，就需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将任务规定得很重，就需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将复杂化和困难化的事情交给下级，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任务“黑洞”。在任务“黑洞”面前，正常的招数使完或者失效后，相互欺诈就成了潜规则。于是“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这一方面指的是执行者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规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管不过来。所谓法不责众，执行团队的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决策应从执行力的实际出发
按照“因所有而并用之”的要求，管理中原本没有不合格的执行力，只有不合适的管理。如果用管理者头脑中理想的模式来衡量，要求人人形成卓越的执行力，那么几乎所有的执行团队都可能出现“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尴尬。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管理者与其在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中自慰，不如进行“入乡随俗”的理性选择。如果说这是对目前所流行的执行观的一种颠覆，不如说是一种清醒。明确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中国企业执行力严重缺失”是一个伪命题，管理者必须从急于求成的心态中走出来。执行力问题的被关注，是与企业家把企业做强做大的强烈冲动分不开的。以中国市场之大，任何一个淘金者在理论上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任何一个成长瓶颈都可能会是以执行不力表现出来。比如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假如原铁道部长不是因贪腐落马，那么他完全可以将信号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归之于执行不力。培训机构针对管理者的业绩冲动，在执行力问题上推波助澜，所谓执行力危机就被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事实上，长期以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远大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执行力从来不存在什么危机，如果管理者感到有这种危机存在，那恰恰是出现了管理危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
决策应当体现管理就是服务的精神，管理者应当努力圆大家的梦。如果管理者不能否认 “因所有而并用之”的合理性，那么就应当承认执行力不是用来被提升的，而是应当为之服务的。执行力固然有一个提高的任务，需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但那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服务，因为管理者不可能把执行者没有的东西交给他们，也没有理由拿别人的执行力圆自己梦。否则，如果不是在揠苗助长，就是要变本加厉地盘剥。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有一种高居于执行力之上的优越感，似乎我（决策）可以包打天下，只是你们（执行）做不到。殊不知有什么样的执行力才能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否则不是做了执行力的尾巴，就是超越执行力水平的冒进，后者同样不足取。
“因所有而并用之”的入乡随俗，并非甘于落后，而是要因地制宜地形成核心竞争力。《淮南子》在“齐俗训”一文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古时候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这就是因地制宜形成的优势。如让他们各自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失去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都将难以适应，原有的优势也会变得毫无用处；正确的做法是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尽管现代生产不能满足于“谷处者牧，陆处者农”的自然分工，但是竞争优势的形成要从实际出发，“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根据各具特色的执行力，“以所工易所拙”，道理还是一样的。反过来说，在团队建设中“因所有而并用之”，同样可以在国际化分工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