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管理学，有点像孪生学科，经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界定。有的经济学家，不断对管理指指点点，大有当仁不让的气魄。而有的管理学家，也常常对经济说三道四，丝毫没有越界的感觉。这种剪不断、分不开的学科关系，肯定会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学科的诞生时间来看，经济学是当之无愧的长兄。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学算起，管理学的问世相对要晚得多。所以，最先提出管理问题的学者，都是来自经济学家。如果说，斯密在推崇市场的同时，奠定了把企业管理视为可以不加考虑的“黑箱”这一经济学传统，那么，打破这一传统的努力首先就是来自经济学本身。最先注意到企业家的作用，并强调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范畴的学者，就是比斯密稍晚的萨伊。后来，不论是马歇尔还是熊彼特，都把企业内部管理活动看作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内容。而且经济学以理性分析见长，所以，不了解一点经济学，对管理的认识就有可能流于感性。
管理思想的发展中，理性思维占据了主导位置。这种理性来源于两个传统：一个是经济学的算计，一个是工程师的操作。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解释性的，因此，要在经济学中寻找管理操作的源头，那是找错了方向。然而，这不等于经济学对管理研究无用。要想抽象认知企业的性质，理解企业治理结构的机制，把握工商管理的逻辑，离开经济学就力不从心。所以，来自经济学的管理启迪，只能是普遍意义而非特殊意义上的启迪，是思维的舒展和眼界的开阔，而不是具体的运用和实践的应对。作为管理学者，既要看到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又要看到学科的边界限制。
管理学家应当明白，经济学中的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现实管理活动中面对的人，是活生生的具体实在。所以，管理需要掌握具体情境。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必须按照逻辑展开，而现实中的人类活动，并不见得那么理性。所以，管理学反过来也会对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提出警告。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就是来自管理研究而反过来影响了经济学。阿玛蒂亚·森对此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经济学假设人类能够理性地做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人类的实际行动并不完全遵循理性的逻辑。“这个世界的确是由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塞罗等组成的。冷静的理性范例充满了我们的教科书，但是，现实世界却更为丰富多彩。”人们以理性推论来认识自身，但人们自身却不一定理性。因此，用经济学来从事管理活动，除非对象是机器人，否则就会陷入困境。很有可能，在经济学家眼里，感动得人们热泪盈眶的事情，在逻辑上并不划算；某些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表现出明显的非经济性。正如德鲁克所说的那样，人们组织起来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符合逻辑。现实中的经理人必须清楚，别指望经济学能够教会你如何管理；现实中企业家也应该知道，别指望经济学能够指导你如何创新。上到总裁，下到员工，尤其需要防范那种理性的算计把自己的情感体温降到冰点以下。
但是，完全摒弃经济学，是不是就是管理学的出路？管理学家要明白，离开了经济学的管理会更不靠谱。如果说，以理性假设分析人们的行为，会导致描述出的行为和现实中的行为不一致，那么，撇开理性假设来把握人们的行为，只能导致更多的错误。要了解人们行为的因果关系，除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别无他法。经济学在处处提醒我们，不能逃离理性。管理者即便面对非理性行为，仍然需要进行理性分析。有了经济学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就可以使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开非理性的孟婆汤。但是，管理者又要处处弘扬人性，不能让理性算计占据人性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