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生人管理基础上的。尤其是美国，发现北美新大陆后，欧洲旧大陆各国的敢于冒险、渴望发财、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希望逃避所在国的人们聚集到了美国。所有人在美国都没有根基，所有人在美国都没有亲人，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消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美国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社会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美国管理理论。
而几千年来人口、文化一直繁衍生息不止的中国，却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都有根有基，如果犯了错误，不仅自己遭殃，还要累及家人。皇上还可以灭人“九族”，所谓九族，一说都是父系九族，牵涉到自己以及上四代和下四代；另一说是父系四族、母系三族、妻系二族。明成祖朱棣还发明了灭“十族”，朱棣即位后，命方孝儒起草登基诏书，方因拒不受命而被灭十族。即把方孝儒所有沾亲的都灭了之后还要把门生也灭了。虽然这是极其负面的典型，但充分说明了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性。
在熟人社会里面，大家都知根知底，每个人都不是无亲无故的个体，一人犯错，全家蒙羞、全族蒙羞，甚至祖祖辈辈抬不起头。因此在熟人社会里面，犯错误的成本是很高的。外国银行初到中国发展时，基本上都找中国大家族的成员作为职业经理人，那时叫做“洋买办”。例如苏州洞庭东山席家一家，其祖孙三代在外商开设于上海的34家银行中占据了17个买办位置，其中包括英商银行、美商银行、日商银行、还有俄、意、法商银行。其它典型的还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买办世家，每个家族都有十几号人甚至几十号人在洋行里供职。说明外国商人也知道利用中国的熟人社会的信用和大家族的信用。
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加大，社会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型，上个世纪初的上海和上个世纪末的深圳就是典型。在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之后，生人社会的范围渐渐加大，熟人社会的范围渐渐缩小，生人社会的价值观渐渐占了上风，熟人社会的价值观渐渐式微。
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制度、方法更是基于生人社会的基础，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消失不见，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亲朋好友，因为这是“隐私”。只要不犯法、或者能够逃避法律责任，道德和信用并不重要。西方流行过一阵“Y”理论，就是因为西方管理理论和制度、方法等等都是基于“X”理论的，即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坏人”。
中国历史上晋商票号的管理则是基于熟人社会的管理。他们只招收山西平遥、太谷、祁县三个县的人，进票号时要有熟人担保，实习期满后就是终身雇佣，以后还可以参与公司的分红。票号在没有最低资本金要求、没有金融监管、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习、没有广纳国际人才或者全国精英的情况下发展了100年，形成了巨大的全国网络，经历了三、四代人，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可否依然探索出一套熟人管理办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可否渐渐地把生人变成熟人、熟人变成亲人？中国的文化善于把生人变成熟人，把熟人变成亲人或者准亲人，如传统的义结金兰、义父义子等等。中国商人说先交朋友、后做生意，也是表达了与熟人做生意的意愿。基于对熟人管理的企业一定比基于生人管理的企业更美好，因为熟人社会一定比生人社会更美好。也许这样的理想企业永远不会有，但不等于我们不可以去追求，也许我们做得不可能那样完美，但不等于不能朝这个方向走。
